男性厌女症的社会数字身份模型：在线技术参与、性别群体冲突感知与厌女态度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A Social Digital Identity Model of Misogyny

　　

摘要 厌女症在部分男性与男孩中似乎呈上升趋势。本文将此紧迫的社会议题概念化为一种群体间偏见，其同时受到新兴技术与社会身份过程的塑造。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一个男性厌女症的社会数字身份模型（social digital identity model of misogyny），在该模型中，参与极化且性别化的在线技术可能使男性与男孩以性别间的群体间冲突视角看待自身及世界，进而导致对女性与女孩的负面态度。我们通过两项针对男性（Nmen = 1398，年龄18–88岁）与男孩（Nboys = 661，年龄13–17岁）的相关性研究检验了这一理论模型。结果支持该模型：研究发现，在线技术参与预测了更高的厌女水平，且这一关系通过更强的性别间冲突感知起中介作用。然而，与预测相反，男性社会认同并未中介这一关系，表明在厌女情境中，男性社会身份的内容而非程度尤为关键。特定性别化的在线活动（如参与“男性影响者（manfluencers）”内容）与厌女症的相关性最强。事实上，在控制更具性别化的在线参与后，社交媒体使用与男性厌女症无关，并预测男孩的厌女水平更低。此外，技术参与与更高厌女症之间的关系在男孩中强于男性。文中讨论了实践意义。

论文解读：男性厌女症的社会数字身份模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部分男性与男孩群体中的厌女症（misogyny，指对女性群体的负面情感或情绪取向）呈上升趋势。研究显示，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等西方社会，年轻男性比年长男性更普遍地持有厌女态度，针对女教师和女学生的校园厌女事件也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以“非自愿独身者（incel）”为代表的厌女极端主义日益盛行。在另一条平行线上，算法社交媒体、直播平台、在线游戏等数字技术已深度嵌入男性与男孩的日常生活，这些平台不仅充斥着性别化内容，其算法设计也以用户参与度为导向，倾向于放大群体间冲突与极化。

现有研究虽已从个体经历、精神病理或父权结构等角度解释厌女症，但缺乏将其视为一种由社会身份过程塑造的群体间偏见的系统理论框架。同时，关于技术与厌女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算法推送的厌女内容或“男性圈（manosphere）”人物的影响，未能充分阐明技术如何通过社会身份与群体间感知的动态心理过程催生厌女态度。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并检验了“社会数字身份模型”，旨在整合社会身份理论与数字技术研究，解释在线技术参与如何通过性别群体间冲突心理提升厌女水平。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开展了两项横断面相关性研究。研究一招募301名澳大利亚成年男性（年龄19–87岁），通过在线问卷测量其“男性影响者”参与度、各类技术使用频率、男性社会认同、零和性别信念、感知性别群体威胁、性别间地位不稳定感与不合法感以及厌女水平。研究二扩大样本，招募1097名澳大利亚成年男性（年龄18–88岁）与661名澳大利亚男孩（年龄13–17岁），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核心测量工具，并纳入男性与男孩的组间比较分析。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线技术参与整体上预测更高的厌女水平，但其中“男性影响者”参与是最强的独特预测因子，而社交媒体使用在控制性别化参与后与男性厌女无关，甚至预测男孩厌女水平更低。第二，社会身份变量共同解释了厌女水平的大量方差（研究一为72%，研究二为61%），其中感知性别群体威胁是最强的独特预测因子。第三，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技术参与通过感知性别间冲突间接预测更高的厌女水平，且这一中介效应在研究一中为完全中介、研究二中为部分中介；而男性社会认同并未中介技术参与与厌女的关系。第四，男孩群体中技术参与与厌女的关系普遍强于成年男性，且所有技术使用变量与厌女的关联在男孩中均显著更强。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一是基于在线研究平台（Prolific和Qualtrics）招募澳大利亚男性与男孩样本，其中研究二的成年样本按年龄实现全国代表性，青少年样本通过监护人同意后获得本人同意参与；二是采用多项心理测量量表，包括改编自Leach等（2008）的男性社会认同量表、改编自Wong等（2017）的零和性别信念量表、改编自Stephan等（2000）的感知性别群体威胁量表、改编自Rottweiler等（2025）的厌女量表等；三是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各变量对厌女的独特预测作用；四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同时检验模型中的多条路径与间接效应，并通过多组分析比较男性与男孩的路径差异。

四、研究结果

技术参与变量预测厌女。 研究一与研究二均支持假设H1：技术参与变量整体显著预测厌女水平，但“男性影响者”参与是唯一在两个研究中均显著的独特预测因子；研究二中色情内容使用频率也显著预测更高厌女，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在男孩中预测更低厌女。

社会身份变量预测厌女。 研究一与研究二均支持假设H2b：感知性别间冲突（含零和性别信念、感知性别群体威胁、地位不稳定感与不合法感）显著预测更高厌女水平，其中感知性别群体威胁的独特预测作用最强。假设H2a未获支持：男性社会认同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未能显著预测厌女。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 研究一与研究二的SEM均支持假设H3b：技术参与通过感知性别间冲突间接预测更高厌女水平；研究一为完全中介，研究二为部分中介。假设H3a未获支持：技术参与虽显著预测更高男性社会认同，但该认同未显著中介技术参与对厌女的影响。

男性与男孩的比较。 多组分析显示，技术参与对感知性别间冲突的预测作用在男孩中显著强于男性；技术参与对厌女的直接预测在男孩中显著而男性中不显著；男孩中所有技术使用变量与厌女的关联强度均高于男性。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参与与厌女的关系并非由男性社会认同的程度所驱动，而是由性别间冲突感知的内容所中介。这提示，在线技术中性别化内容的参与（尤其是“男性影响者”内容）通过强化“性别间零和冲突”的感知，进而提升厌女态度。同时，男孩对这类技术影响的敏感性更高，凸显了青少年阶段干预的重要性。研究结论强调，若在线技术在设计上减少性别间冲突感知并剔除厌女内容，则技术参与有望降低而非提升厌女水平。这一发现为平台设计、教育干预及公共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