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bbs判决前宾夕法尼亚州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对堕胎限制政策的观点：一项定性研究

《Perspective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Pre-Dobbs Perspectives on Abortion Restrictions From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Pennsylvania

　　

自2017年至2029年，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探索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IPV）幸存者的生殖健康需求、关切与经历，并征求她们对Dobbs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判决前宾夕法尼亚州相关堕胎限制政策的意见。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对IPV幸存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她们对堕胎护理及特定堕胎政策的看法。本文重点关注她们对三项堕胎限制措施的反应与思考：强制性咨询脚本、24小时（24-h）等待期及配偶通知要求。研究人员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审查，以识别模式与主题。结果显示，参与者描述了IPV经历的复杂性如何塑造了她们对堕胎的看法，并表达了对所有三项限制措施可能给IPV经历者带来身心风险的担忧。尽管她们指出24小时等待期也可能存在风险，但认可其提供了考虑选项的时间这一潜在益处，并建议利用该时间提供与IPV相关的支持和信息。结论指出，研究结果强调了IPV情境的背景与复杂性可能导致幸存者对堕胎的个人看法存在细微差别。此外，尽管幸存者表达了对堕胎限制带来的特殊安全挑战的担忧，她们也提出了如何通过这些政策提供IPV支持和资源以使其更有用的建议。虽然本研究在Dobbs判决前开展，但分析为当前堕胎限制对IPV经历者的影响提供了深入见解。

**论文解读：Dobbs判决前宾夕法尼亚州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对堕胎限制政策的观点**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指配偶、约会伴侣或性伴侣之间发生的身体暴力、性暴力、跟踪以及心理攻击或控制行为，是美国一项严重影响女性健康的公共卫生危机，估计约三分之一的女性终生经历IPV。在IPV幸存者中，约36.1%遭受过伴侣的性侵犯，24.9%经历过性胁迫。生殖胁迫是IPV的一种特殊形式，涉及施虐伴侣试图控制对方的生育，包括胁迫或强迫怀孕、预防或破坏避孕措施，美国约8%的女性经历过此类行为。IPV幸存者常面临严重的医疗问题，包括多种生殖健康问题和意外妊娠，并且其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长期关联：经历过IPV的女性更可能进行多次流产，也更可能在20周后寻求流产，此时的物流负担和医疗风险更大。IPV幸存者寻求流产服务时也面临更大障碍，有研究指出她们需为流产护理而长途跋涉。

美国，尤其是过去二十年，实施了多项限制堕胎获取的法律。在宾夕法尼亚州，1989年的《堕胎控制法》（PA ACA）对堕胎的临床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案的裁决维护了该法的大部分限制条款，仅推翻了配偶通知要求，但允许其他限制在未构成“不当负担”的前提下继续生效。因此，患者被要求接受包含州政府撰写脚本的强制性咨询，内容涉及堕胎风险与替代方案，并要求在咨询后等待24小时方可获得堕胎服务。已有研究指出，堕胎限制影响患者的堕胎护理体验，州授权的咨询内容可能被视为对堕胎的胁迫。2022年的Dobbs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推翻了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尽管堕胎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仍属合法，但Dobbs裁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减少堕胎获取的法律出台。此外，联邦机构的不可预测中断、取消和关闭，加之2025年《联邦预算和解法》（即“一项大而美的法案”）对生殖健康服务、受害者倡导组织和住房支持的削减，进一步加剧了IPV幸存者（尤其是面对意外妊娠者）的风险与担忧。

然而，在关于堕胎限制及其对临床护理影响的讨论中，IPV幸存者的声音明显缺失。研究人员于2017年至2019年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与IPV受害者倡导组织合作，探索IPV幸存者对生殖健康服务与政策的经历、关切和意见。本文聚焦于幸存者对当时宾夕法尼亚州存在的特定堕胎限制的看法。尽管研究数据较早，但它是文献中唯一发现的IPV幸存者对堕胎政策的观点，可为当前快速变化的政策环境提供重要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描述性方法，以开放式方式聚焦IPV幸存者的声音、故事和观点，不受預定假设或现有理论框架限制。研究对象为匹兹堡妇女中心与庇护所（Women's Center and Shelter of Greater Pittsburgh）中寻求IPV相关服务的成年女性身份幸存者。研究者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9月间共完成26次访谈，达到主题饱和。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形式，涵盖生殖健康、自我护理实践、IPV对生殖健康的影响，以及对宾夕法尼亚州堕胎政策（包括24小时等待期、州强制咨询脚本以及曾被视为违宪的配偶通知政策）的看法。访谈录音逐字转录并经去标识化处理。编码采用归纳方法，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迭代开发码本，直至无新代码出现，最终码本重新应用于所有转录文本。使用ATLAS.ti 8软件进行数据组织与分析，使用Microsoft Excel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经匹兹堡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参与者平均年龄40岁，均为正在使用庇护所住宿服务的IPV幸存者。26人中有21人（81%）曾怀孕，6人主动披露曾流产，3人曾咨询流产但未实施。参与者主要为低收入黑人女性（18/26）和白人女性（6/26），另各有1名亚裔/太平洋岛民和拉丁裔。

**三、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归纳出三个核心主题：

**主题1：IPV经历可改变对堕胎的看法。** 参与者对堕胎持有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可及”到“绝不选择”的多样观点。26名参与者中有12名自发描述自己“反对堕胎”或“不认同堕胎”，但所有26人均描述IPV情境的复杂性使其对堕胎的看法出现细微变化。一些参与者早年或IPV经历前持较僵化的反堕胎立场，经历后变得更为接受某些情况下的堕胎。例如，参与者Serena表示曾长期认为“堕胎是错的”，但经历IPV后开始思考“这确实是她的选择”。另有参与者因担心孕期持续受虐可能导致的流产、胎儿损伤等风险，而理解幸存者选择堕胎的原因。

**主题2：担忧堕胎政策可能伤害IPV幸存者。** 在访谈中，参与者对所有三项政策均表达了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关于强制性咨询，虽然确保患者获得选项和替代方案的信息在所有医疗程序中都是适当且必要的，但部分参与者认为州脚本的措辞可能引发羞耻或内疚感。9名有过流产经历的参与者中，有人认为咨询感觉具有胁迫性和评判性。例如，参与者Kayla描述咨询感觉“和被虐待一样”，认为咨询试图胁迫她保留孩子并羞辱她；参与者Tiana认为咨询“试图贬低我，夺走我的思考能力”。关于24小时等待期，参与者担心施虐伴侣可能在此期间得知堕胎意图，进而做出控制或暴力反应。如参与者Lucy担忧“如果对方知道她怀孕，虐待可能更严重”；参与者Simone认为24小时等待可能使负面情绪（如抑郁）涌上心头。关于配偶通知政策（假设性）参与者一致强调堕胎决定应保密，女性有权决定告知对象。参与者Emily质疑“不能随意泄露我的医疗信息”；参与者Tiana强烈谴责该政策，认为让施虐者得知信息可能造成危险结局。Kayla表示若施虐者得知其堕胎会杀死她。

**主题3：等待期与IPV资源可影响堕胎决策。** 参与者虽对24小时等待期提出安全与情绪担忧，但也提出额外时间对某些IPV幸存者可能有帮助。由于IPV情境中的生活节奏快，24小时思考期可能成为其真正权衡所有选项的最佳机会。3名参与者曾考虑流产但最终未实施，其中一人因交通困难而放弃，另两人则在等待期内改变主意，且三人均对最终结局感到满意。参与者建议，如果政策要求24小时等待，应将其用以提供额外支持和资源（特别是IPV相关资源和转介）。他们指出，IPV情境中的人可能想要孩子但害怕伴侣，若在此期间普遍提供IPV认知教育和受害者倡导组织资源，可能使认为别无选择的人意识到存在安全去处，从而改变“堕胎是否必要”的判断。如参与者Alison认为，获得庇护所知的信息后，可能有人会因找到安全庇护所而改变堕胎决定。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即使自称为“支持生命”或反堕胎的参与者，其观点也因IPV情境而出现细微差别。虽然部分参与者认可强制咨询和24小时等待期的潜在益处，但对所有三项政策均提出安全与心理健康担忧，尤其配偶通知可能带来生命威胁。核心建议是在咨询和等待期融入IPV资源、支持和信息。研究人员指出，当前各州堕胎禁令的例外条款（如胎儿异常、强奸、乱伦）存在模糊和可变解释，且IPV中的强奸因常伴随自愿性行为史而难以被界定和报告。Biggs等人的研究显示，31%的流产女性提及伴侣相关问题，其中20%指向不良或被虐待关系，表明政策制定者需倾听IPV幸存者的真实声音。关于强制咨询和等待期的现有文献与本研究参与者观点一致，但本研究提供了独特见解：将IPV认知、资源和支持纳入强制咨询。研究者还引用Turnaway研究发现，获得堕胎的IPV受害者的身体暴力风险随时间下降，提示堕胎可获取性对IPV幸存者有保护作用。

此外，2025年联邦预算削减住房和暴力侵害妇女办公室资金，可能进一步减少IPV幸存者的安全选择，怀孕的幸存者在Dobbs后亦失去部分生育自由。研究局限包括单一地区取样、以低收入黑人女性为主、性别多样性不足、参与者均为寻求住宿服务的急性需求幸存者，且未主动选取有流产经历者。尽管如此，这是首项从IPV幸存者视角征求堕胎政策意见的研究。在实践层面，研究人员强调在堕胎护理环境中提供IPV资源（包括普遍性IPV教育而非仅筛查）的重要性，并倡导以个体化、以人为中心、创伤知情的咨询取代州规定脚本，同时推动生殖健康中心、堕胎服务提供者与IPV受害者倡导组织之间的合作。在政策层面，研究人员敦促立法者在制定限制性政策时必须考虑暴力幸存者的声音，并承担增加围产期暴力和谋杀风险的潜在责任。

总体而言，本研究将IPV幸存者的观点纳入堕胎限制文献，阐明了IPV经历对堕胎观念的影响，提示堕胎护理是提供IPV资源的重要机会，并突出反映了堕胎限制对幸存者安全与健康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