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顺序时间表征的发展与方向性偏好

《Language, Cognition and Neuroscience》：Representation of sequential time in young children

　　

摘要 顺序时间的表征能力此前被认为在五至九岁之间才得以发展。然而，以往研究依赖的任务对记忆和注意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可能混淆了实际表现。本研究采用一项包含空间排序与言语测量的游戏化任务，评估了65名三至六岁儿童对顺序时间的表征能力。研究人员假设年龄、书籍接触量及时间术语知识能够预测表现，但结果仅年龄是显著预测变量。学龄前儿童已表现出顺序时间理解的证据，尤其在言语测量中表现突出。尽管参与者接触从右至左或双向书写系统，儿童的排列方式并未受语言方向性预测，且大多数排列为从左至右。这一结果与早期从左至右的偏向一致，并提示文化输入与心理时间线发展之间的关系比简单的书写方向至时间方向的映射更为复杂。

论文解读：儿童顺序时间表征的发展及其方向性偏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时间是心理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既包括持续时间（duration），即两个事件之间间隔的长度，也包括顺序时间（sequential time），即事件之间的相对先后关系。顺序时间的感知预设了个体能够以结构化方式表征时间顺序，通常表现为一种空间化的心理时间线（mental timeline）。以往研究认为，这种能力在五至九岁之间才逐步发展，且儿童在相关任务中的表现随年龄增长而改善。然而，先前研究存在一个关键局限：其所采用的任务往往同时涉及记忆和注意力等认知负荷，可能将顺序时间表征能力与其他认知功能相混淆。例如，在颜色任务中，儿童需先观看三种颜色依次出现在屏幕上，再按要求将对应色卡按呈现顺序摆放在桌面上，该任务虽不依赖一般语言知识，却高度依赖工作记忆中的空间编码，而非真正反映沿心理时间线的排列能力。因此，研究者指出需要设计认知负荷更低的任务，以更准确地评估儿童顺序时间表征的发展。此外，关于心理时间线方向性的来源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其受文化建构影响，如书写系统方向性和日历使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早期空间排序偏向可能天然为从左至右。然而，现有证据尚不能直接确立顺序时间存在先天的从左至右表征。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旨在采用低认知负荷的任务，考察三至六岁不同语言背景儿童对顺序时间的表征发展，并探究书写系统接触对空间组织与表达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结论

研究人员招募了65名三至六岁儿童，分为三个年龄组：三至四岁学前组（Preschool，平均年龄43.9个月）、四至五岁学前班组（Pre-K，平均年龄55.23个月）和五至六岁幼儿园组（Kindergarten，平均年龄71个月）。参与者来自三种语言背景：仅接触从右至左语言（希伯来语）的单语儿童、接触一种从右至左语言（希伯来语）和一种从左至右语言（俄语或英语）的双语儿童，以及接触两种从右至左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双语儿童。所有儿童均在以色列海法的私立幼儿园中测试，测试时间为2022年5月至2023年7月。研究采用游戏化任务，由插画师创作45个序列，每个序列包含三幅描绘日常事件不同阶段的图画（如剥橙子），最终选取20个在预实验中儿童正确言语回答率最高的序列。任务以封面故事形式呈现，儿童被告知图画“讲述一个故事”但不幸从板上掉落，需将其放置在三个空格中，并口头描述图画中的故事。研究包含两个测量维度：空间排序（可分为非线性或线性，线性又可分为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正确排序）和言语解释（判断儿童是否理解卡片为单一事件的连续阶段）。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教育环境、语言接触、书籍接触量（采用StimQ问卷的READ子量表）及时间术语理解与产生能力（基于H-MBCDI家长问卷）等预测变量。

三、研究结果

假设1、2和3的检验：教育水平对两种测量的预测作用

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效应逻辑回归，分别以正确言语回答和线性空间排列为因变量，以教育水平、时间术语知识和书籍接触量为预测变量。结果显示，教育水平显著预测言语回答表现（学前组与学前班组差异β=2.169，SE=0.505，z=4.30，p<.001，比值比8.748；学前班组与幼儿园组差异β=2.112，SE=0.492，z=4.29，p<.001，比值比8.262），即使控制了时间术语词汇和书写语言接触量后依然显著。书籍接触量并非显著预测变量（β=0.041，SE=0.076，z=0.54，p=0.589）。出乎意料的是，时间术语词汇对言语回答呈负向预测（β=?3.791，SE=1.871，z=?2.03，p=0.043，比值比0.023）。教育水平同样显著预测空间排列表现（学前组与学前班组差异β=1.580，SE=0.308，z=5.13，p<.001，比值比4.854；学前班组与幼儿园组差异β=2.284，SE=0.330，z=6.93，p<.001，比值比9.820）。时间术语词汇和书籍接触量均非显著预测变量（时间术语：β=?0.591，SE=1.158，z=?0.51，p=0.610；书籍接触：β=0.006，SE=0.049，z=0.12，p=0.907）。

假设4的检验：学前儿童言语表现优于空间排序

研究人员针对学前组构建了广义混合效应逻辑回归，以测量类型预测表现。结果显示，测量类型显著预测表现，言语解释测量的表现显著高于空间排序（β=0.683，SE=0.21，z=3.257，p=.001，N参与者=21，N试验=464）。学前组21名儿童中有15名至少产生了一次正确的言语回答，表明该年龄组大量错误言语回答应被解读为难以将图画表征为连贯的时间序列，而非误解任务指令。

假设5的检验：书写方向性与线性排列方向性的关系

研究人员仅对线性排列的试验构建混合效应模型，以书籍接触优势方向预测排列方向。结果显示，儿童接触的主导方向性并未预测其线性排列的方向性，与假设相反。右至左主导的双语儿童（β=?0.129，SE=1.366，z=0.095，p=.925）和左至右主导的双语儿童（β=?1.623，SE=1.231，z=?1.319，p=.187）在方向偏好上与单语儿童无显著差异。大多数线性试验的排列方向为从左至右，无论儿童接触的书写语言方向如何。年龄组也非显著预测变量（学前组与学前班组差异β=0.213，SE=1.29，z=0.165，p=.869；学前班组与幼儿园组差异β=?0.329，SE=1.21，z=?0.272，p=.786；N儿童=52，N试验=452）。在每个教育环境和方向性优势组内，从左至右排列的数量均多于从右至左，这一趋势在幼儿园组尤为明显。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逐一回应了五个假设。第一，教育环境对两种测量均具有强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并扩展了测试年龄范围。然而，由于教育环境与实足年龄在样本中密切相关，这种改善也可能反映视空间、注意或执行能力的成熟变化，现有数据无法区分成熟与教育经验的作用。第二，时间术语知识与任务表现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且与言语测量呈负相关，研究人员对家长问卷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指出时间语言知识与视空间排序能力可能遵循部分独立的发展轨迹。第三，书籍接触量未显著预测线性排序表现，可能是由于57名参与者中23人达到接触量最大值，存在天花板效应。第四，学前儿童在言语测量上表现优于空间排序，表明他们已具备一定的顺序时间理解能力，但难以将事件空间化排列。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仅使用空间视觉测量得出的结论。第五，大多数线性排列为从左至右（64%），与书写方向无关，这与早期从左至右的排序偏向一致，但不应被解读为先天的从左至右心理时间线证据。研究人员指出，儿童的空间时间表征可能受书写方向之外的文化输入影响，如数字通常从左至右书写、视频和数字游戏提供的从左至右空间结构等。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多样性不足——因新冠疫情无法进入公立教育机构，仅测试私立幼儿园儿童，可能导致书籍接触量存在天花板效应。

研究结论：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低认知负荷的任务，纳入不同语言背景但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较小的样本，发现儿童表征顺序时间的能力比以往报告出现得更早。在正式读写教学开始之前，这种能力伴随空间排列中的从左至右倾向。该倾向的来源仍是一个开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