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导向型社区更新与居民果蔬摄入的关联：食品获取的中介效应研究

《Land》：Food-Led Neighborhood Regeneration and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Intake of Local Resi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ood Access

　　

摘要：食物导向型更新（food-led regeneration）已成为重振衰退城市社区的一种策略。此类空间更新与当地食品获取（food access）的变化相关，进而与居民饮食相关联。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和可解释机器学习（explainable machine learning），分析中国成都的食物导向型社区更新如何通过与健康食品、不健康食品及在线到线下外卖服务（online-to-offline food delivery service, OFDS）网点获取的关联，进而与当地居民果蔬（fruit and vegetable, F&V）摄入相关。研究发现，食物导向型更新与果蔬摄入之间无直接关联，而食品获取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食物导向型更新通过更高的不健康食品和OFDS食品密度以及更低的健康食品多样性，与果蔬摄入呈负向间接关联；通过更高的健康食品密度、改善的OFDS食品多样性以及更低的不健康食品邻近性，与果蔬摄入呈正向间接关联。此外，这些间接关联具有水平依赖性，受更新水平与食品获取之间以及食品获取与果蔬摄入之间非线性关联的塑造。在中度更新水平下存在显著负向关联，其由更高的不健康食品和OFDS食品密度以及更低的健康食品多样性所中介。本研究揭示了更新—食品获取—果蔬摄入关联中水平依赖且多维度的特征，并提出了适应不同更新水平的策略以促进健康导向的社区更新。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城市更新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投资被引入既有城区的食品环境，城市管理者将其视为激发地方活力与经济的催化剂。这一过程推动了当地食品景观从以社区为中心、价格合理的食品场所，向高端化、美学化且具有象征意义的食品场所转变。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为食物零售导向更新、食品零售绅士化或美食旅游等，本研究统一称之为食物导向型更新（food-led regeneration），并聚焦于老旧城区中的这一过程。

食物导向型社区更新引发了关于城市经济振兴与既有居民膳食健康之间张力的紧迫问题。社区食品环境是塑造城市居民膳食健康最直接的空间情境。随着新网点与传统的低成本零售商共存或逐步取代后者，当地家庭可获得食品的可得性、可负担性和构成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尽管食物导向型更新作为城市振兴的重要策略日益受到认可，但其对社区膳食健康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早期关于英国食品沙漠干预的研究表明，大型超市的增设可能并未显著提升当地居民的果蔬摄入。后续研究从商业绅士化视角出发，认为新兴的高端食品网点降低了健康食品的可负担性，减少了低收入和少数族裔人群食品摄入的数量与质量。然而，也有定量研究挑战这一叙事，认为健康影响具有模糊性和潜在非线性，取决于更新过程中健康与不健康食品空间获取的演变方式。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探究食物导向型社区更新与老旧社区既有居民果蔬摄入之间的关联，重点关注食品获取的复杂中介路径。以成都为案例，提出两个研究问题：其一，食物导向型更新水平如何通过线下食品环境和在线到线下外卖服务（OFDS）食品环境的变化与居民果蔬摄入相关联；其二，这些间接关联在不同更新暴露水平下有何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采用横断面空间梯度比较设计。首先选取具有不同更新水平的老旧居住社区，随后采用个体层面的精细化环境评估框架，为每位有效受访者生成标准化的15分钟步行缓冲区。基于横断面数据，研究采用两步分析策略：第一阶段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以识别食物导向型更新与果蔬摄入之间的显著中介路径；第二阶段采用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探索潜在非线性关系并检测中介路径的变异。

研究发现，食物导向型更新与果蔬摄入之间无直接关联，食品获取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更新水平通过更高的不健康食品和OFDS食品密度以及更低的健康食品多样性，与果蔬摄入呈负向间接关联；通过更高的健康食品密度、改善的OFDS食品多样性以及更低的不健康食品邻近性，与果蔬摄入呈正向间接关联。其中，不健康食品密度发挥最强的负向中介作用，OFDS食品多样性发挥最强的正向中介作用。总体相关系数为负。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间接关联具有明显的水平依赖性。在低更新水平区间（<-1.3），更新与健康食品密度、健康食品多样性和OFDS食品多样性负相关，其中仅健康食品密度与果蔬摄入呈明显正相关，构成主导中介因素，因此更新与果蔬摄入呈负向间接关联。在中低更新水平区间（-1.3至0），更新与不健康食品密度和健康食品多样性负相关，与OFDS食品多样性正相关，仅不健康食品密度与果蔬摄入呈明显负相关，更新与果蔬摄入呈正向间接关联。在中度更新水平区间（0至1.3），更新与不健康食品和OFDS食品密度正相关，与健康食品多样性负相关，三者均与果蔬摄入呈明显关联，共同产生显著的负向间接关联。在高更新水平区间（1.3至2.5），更新与健康食品多样性、OFDS食品密度和不健康食品距离负相关，与OFDS食品多样性和不健康食品密度正相关，正负间接关联并存。在最高更新水平区间（>2.5），更新与健康食品密度、不健康食品密度和不健康食品距离正相关，健康食品密度和不健康食品距离均与果蔬摄入呈明显关联，共同贡献正向间接关联，但效应量相对较弱。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两项核心技术方法。第一项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用于检验假设的中介路径和效应，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保证有效推断，并通过5000次自助抽样评估路径系数的显著性。第二项为可解释机器学习框架，采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算法，分别建模食物导向型更新与各食品获取指标之间以及食品获取指标与果蔬摄入之间的非线性关联，并利用偏依赖图（Partial Dependence Plots, PDPs）进行可视化解释。样本来源于中国成都市内城区24个老旧社区，共获得936份有效问卷，受访者为2004年前建成的老旧社区中居住至少六个月的居民。

四、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受访者大多来自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约半数家庭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之间，三分之二教育水平为高中/中专及以下。果蔬摄入频率方面，22%的受访者每天少于一次，45%每天至少一次，33%每天两次及以上。在三种食品环境中，不健康食品环境的平均密度最高且区域间差异最大，健康食品环境平均密度最低且差异最小。OFDS食品环境多样性最高，健康食品环境多样性最低但区域差异最大。不健康食品店平均空间邻近性最高且区域差异最小，健康食品店平均邻近性最低但差异最大。

4.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4.2.1 食物导向型更新与果蔬摄入的间接关联

SEM模型的主要发现是，在食物导向型更新和其他建成环境指标中，仅食品网点比例与果蔬摄入直接相关，其余指标均通过三类食品环境获取的关联间接影响果蔬摄入。更新水平较高的区域三类食品网点密度均较高，其中不健康食品网点增幅最大、健康食品网点增幅最小。更新水平与健康食品多样性呈最强负相关，高更新水平区域中平价传统生鲜食品店（如肉店、海鲜店、粮油店、菜市场等）占比下降，而大型超市和水果店等市场化、年轻化网点占比上升。更新水平与不健康食品和OFDS食品多样性正相关。更新水平与健康食品和OFDS网点距离负相关，与不健康食品网点距离正相关。

在食品获取与果蔬摄入的关联方面，健康食品密度和多样性均与果蔬摄入正相关，但距离无显著关联。不健康食品密度越高、距离越近，果蔬摄入越低。OFDS食品密度与果蔬摄入负相关，而OFDS食品多样性与果蔬摄入正相关。综合两组直接效应，研究识别出六个关键食品获取中介指标。更新水平通过更高的不健康食品密度、更高的OFDS食品密度和更低的健康食品多样性与果蔬摄入负相关；通过更高的健康食品密度、更长的到不健康食品店的路网距离和更高的OFDS食品多样性与果蔬摄入正相关。

4.2.2 其他建成环境与果蔬摄入的间接关联

六个食品获取指标也中介了其他建成环境因素与果蔬摄入的关联。更高的道路密度与三类食品网点密度增加相关，进而与果蔬摄入相关。更高的功能混合度与三类食品网点密度降低相关。老旧社区中食品网点占商业部门比例较高表明商业环境整体欠发达，可能通过较低的健康和不健康食品密度以及较高的健康食品多样性与果蔬摄入间接相关。

4.2.3 个体属性和感知环境与果蔬摄入的关联

主观食品环境中，仅感知的果蔬可负担性与健康食品摄入正相关。居民对文化/休闲设施的正面感知与果蔬摄入负相关，可能因为此类设施鼓励娱乐活动，往往与高热量食品消费增加相关。对环境卫生的正面感知与果蔬摄入正相关。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与老旧社区既有居民果蔬摄入最显著的个体因素，本地户籍和相对较高收入也与更多果蔬摄入相关。

4.3 可解释机器学习结果

4.3.1 食物导向型更新与食品获取的非线性关联

六个偏依赖图显示了更新水平与食品获取之间明确的非线性关系。健康食品密度仅在最高更新水平区域较高，而健康食品多样性在中高更新水平区域显著下降。更新水平与不健康食品密度呈先负后正的总体U形关系，不健康食品网点在更高更新水平区域距住宅区更远。更新水平与OFDS食品密度先正后负，而更高的OFDS多样性仅出现在更新水平较高的社区。

4.3.2 食品获取与果蔬摄入的非线性关联

六个食品获取指标与果蔬摄入的关联呈现阶梯式、阈值和饱和模式。健康食品店密度约在60家/km2以上呈上升正趋势，约在100家/km2以上趋于平缓。不健康食品密度的负趋势在480家/km2以上减弱。健康食品多样性和OFDS食品密度均呈现阶梯式变化模式。OFDS食品多样性在0.77至0.80区间与果蔬摄入负相关，在低于0.77或高于0.83时正相关。到不健康食品店的路网距离与果蔬摄入持续正相关。

4.3.3 食物导向型更新与果蔬摄入的水平依赖性间接关联

综合两层非线性关联，研究归纳出不同更新水平区间下更新与果蔬摄入的异质性间接关联模式。低更新水平区间以健康食品密度为主导中介因素产生负向间接关联；中低水平区间以不健康食品密度为主导中介因素产生正向间接关联；中度水平区间通过不健康食品密度、OFDS食品密度和健康食品多样性共同产生显著负向间接关联；高水平区间正负间接关联并存；最高水平区间通过健康食品密度和不健康食品距离产生较弱的正向间接关联。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发现与现有文献形成对话。首先，研究证实食物导向型更新与果蔬摄入之间无直接关联，而是由社区食品获取的多维变化所中介。其次，研究揭示了更新与食品获取之间关联的机制：高更新水平社区中健康和不健康食品网点密度均较高，但更新水平与健康食品多样性呈最强负相关，表明零售构成逐渐偏离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再次，研究补充了健康食品多样性和OFDS多样性与果蔬摄入正相关的中国情境经验证据，表明在高密度中国大城市中，多样性而非单纯的密度成为健康膳食行为的关键相关因素。

在政策与规划启示方面，研究提出适应不同更新水平的社区更新策略。低更新水平社区应优先保护可负担的健康食品零售商免受替代，可通过分区法规和租约保护条款实现。中度更新水平社区应针对不健康食品网点的过度集聚采取治理措施，并为OFDS平台制定营养获取标准。高更新水平社区应实施包容性零售政策，包括对健康食品企业的定向补贴以及高端与平价食品零售商的均衡配置。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社区食品环境是塑造居民膳食健康最直接的建成环境情境。本研究做出三点贡献：其一，将食物导向型社区更新、空间食品获取和膳食行为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实证证明了空间食品获取的核心中介作用；其二，识别出跨越健康、不健康及OFDS三类食品环境的六个关键食品获取属性作为重要中介因素；其三，记录了更新与果蔬摄入之间水平依赖的异质性间接关联，此类异质性源于更新与食品获取之间以及食品获取与果蔬摄入之间两层嵌套的非线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