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中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在减重实践与认知上的差异

《PLOS One》:Differences in weight loss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between medalists and non-medalists in national-level adolescent Sanda athlet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5日 来源:PLOS On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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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中国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中,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在减重(weight loss, WL)实践与认知上的差异。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使用快速减重问卷(Rapid Weight Loss Questionnaire, RWLQ)对中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中国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中,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在减重(weight loss, WL)实践与认知上的差异。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使用快速减重问卷(Rapid Weight Loss Questionnaire, RWLQ)对中国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进行调查。共164名参与者完成问卷,获得158份有效应答。研究人员根据运动员的竞技成就将其分为奖牌获得者组与非奖牌获得者组。 结果:总体而言,79%的运动员(n=125)报告曾有意进行减重。在未经校正的分析中,观察到三个名义上的关联:奖牌获得者比非奖牌获得者报告了更高的习惯性减重百分比(habitual WL%)、更大的赛前9至60天内的习惯性减重百分比,以及更低的赛前习惯性体重恢复量/减重量(habitual WR/WL)。然而,经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后,上述差异均未保持统计学显著性。其余减重实践与认知变量的组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所有p>0.05)。 结论:国家级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之间的减重实践与认知相似。尽管在未经校正的分析中发现了三个名义上的关联,但经Benjamini-Hochberg FDR校正后均未保持统计学显著性。因此,本研究的发现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表明减重特征因奖牌成就而存在系统性差异。在该人群中观察到的减重高流行率与较大幅度值得关注,尤其是在青少年运动员群体中。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散打是一项源自传统武术技术的徒手格斗运动(combat sport, CS),包含拳法、腿法、摔法和防守动作。近年来,散打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普及,国际武术联合会拥有来自五大洲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为确保公平竞争,散打运动员需按体重级别参赛,若未能达到规定体重(body mass, BM),则可能被取消资格或被重新分配至更高体重级别。在这一背景下,减重(weight loss, WL)在格斗运动中极为普遍,它不仅是生理过程,更是一种以表现为导向的行为实践,旨在满足体重级别要求并可能优化竞技表现。以往研究表明,高达56%的中国国家级和国际级散打运动员以及90%的巴西国家级运动员曾参与减重,其他格斗运动如柔道、综合格斗和桑搏中的减重发生率也高达66%至100%。
对于国家级运动员而言,取得竞技成功是首要目标,许多人愿意为了追求表现优势而接受潜在的健康风险。运动员普遍将减重视为比赛准备的必要组成部分,认为其能提升表现并增加获胜几率。然而,关于减重实践与竞技结果之间关系的现有证据仍不明确——部分研究报告了关联,另一些则未发现明确关系。从方法论上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比赛周期内的赛前减重和赛后体重恢复(weight regain, WR),探讨减重与单次比赛胜负的关系,而对反映运动员长期稳定行为模式的习惯性减重实践关注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同一竞技水平内,不同竞技成就的运动员在减重特征、实践或认知上是否存在差异,目前证据十分有限。
这一研究空白在国家级青少年运动员群体中尤为突出。该群体既面临高度竞争压力,又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对反复减重的负面生理和发育后果可能更为敏感。因此,有必要比较有或无国家级奖牌获奖史的青少年散打运动员在减重实践与认知上的差异,以阐明减重行为是否能在该群体中区分竞技成功与否。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观察性横断面设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中国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的减重实践。研究对象招募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通过社交媒体向散打运动队的管理人员和教练发送问卷链接,线下在中国最大的武术训练基地发放纸质问卷。最终共有164名参与者完成问卷,其中158份为有效应答。纳入标准为:年龄12至17岁、过去12个月内至少参加过一次正式散打比赛、参加过国家级散打比赛、目前在散打运动队训练、不参加100公斤以上级别比赛。减重实践与认知采用改编版的快速减重问卷(Rapid Weight Loss Questionnaire, RWLQ)进行评估,该问卷最初由Artioli等人开发验证,后经Zhong等人针对中国格斗运动运动员进行了修改。问卷共30题,包含四个部分:一般信息、比赛经历、减重史和减重认知。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至2025年1月1日。统计分析采用SPSS 27.0,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并通过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控制多重比较带来的I类错误膨胀。
三、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基本特征
158名国家级散打运动员(男性122人,女性36人)参与了本研究。79%的参与者(n=125,男性95人,女性30人)报告曾有意为比赛进行减重,63%的人在近两年内未改变过体重级别。唯一显著的差异在于,进行减重者与从未减重者在上个赛季参加的比赛中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且该差异在FDR校正后仍具统计学意义。
3.2 减重历史比较
在报告进行减重的125名运动员中,经FDR校正后,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在任何减重特征变量上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在未经校正的分析中,奖牌获得者报告了显著更高的习惯性减重百分比(平均差=1.5%,95%CI: 0.05%至2.86%,p=0.043,d=0.38)、更高的赛前9至60天内习惯性减重百分比(p=0.019,rrb=0.25),以及更低的赛前习惯性体重恢复量与减重量之比(WR/WL)(p=0.014,rrb=-0.26)。其余减重特征,包括开始减重年龄、最高减重百分比、赛前2至8天和赛前1天的习惯性减重百分比、赛前和赛后的习惯性体重恢复百分比以及过去一年内的减重次数,在未经校正的分析中均无显著组间差异。
3.3 减重方法与影响因素
在分类变量方面,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在性别、减重指导来源、影响因素、具体减重方法的使用以及减重对健康、表现和公平性的认知上均未发现显著差异。运动员最常在赛前15天以上进行减重(69%),教练是最主要的减重指导者(78%),减重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更轻的对手比赛以增加获胜机会(74%)。近半数参与者认为减重对健康无影响(47%),最大比例参与者认为减重对表现有益(39%),绝大多数参与者认为减重不会导致不公平竞争(88%)。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中国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中,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的减重实践与认知整体相似。尽管在未经校正的分析中识别出三个名义上的显著关联——奖牌获得者具有更高的习惯性减重百分比、更高的赛前9至60天习惯性减重百分比以及更低的赛前体重恢复量与减重量之比——但这些差异在FDR校正后均未保持统计学显著性。因此,这些未经校正的关联应被视为探索性和假设生成的发现,而非减重特征因奖牌成就而存在稳健差异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79%的运动员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减重,这一比例高于大多数既往青少年格斗运动运动员的研究发现(57%-73%),仅与青少年柔道运动员相当(80%)。此外,进行减重的运动员报告了相对较大的习惯性减重幅度(占非赛季体重的8.7±3.9%),中位最高减重达体重的11.3%。既往研究表明,减重超过体重的5%可能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运动员尤为重要。尽管将减重分布在更长时间内可能减少急性生理应激,但这并不能消除大幅或反复减重的潜在风险。因此,在该人群中观察到的高减重发生率和大幅度减重值得作为更广泛的运动员健康问题予以关注。
研究结论:综上所述,中国国家级青少年散打运动员中,奖牌获得者与非奖牌获得者在减重实践与认知上相似。尽管在未经校正的分析中发现了三个名义上的关联,但经Benjamini-Hochberg FDR校正后均未保持统计学显著性。因此,本研究的发现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表明减重实践或认知因国家级奖牌成就史而存在系统性差异。在该人群中观察到的减重高流行率与较大幅度仍然值得关注,尤其是考虑到青少年运动员所处的发育阶段。未经校正分析中发现的那些名义上的关联可作为未来纵向研究的假设生成依据,但不应被解释为与竞技成功相关的更优、更安全或更具表现增强作用的减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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