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风险到气候韧性:能源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何重要?

《Sustainable Futures》:From climate risk to resilience: Why doe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energy matt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6日 来源:Sustainable Futures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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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2002–2022年间七个国家样本中能源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IE)与气候风险在不同制度质量门槛下的动态及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PPPIE在全部十个时期内诱发气候风险的正向响应,并在第三期左右达

  
本研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2002–2022年间七个国家样本中能源领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IE)与气候风险在不同制度质量门槛下的动态及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PPPIE在全部十个时期内诱发气候风险的正向响应,并在第三期左右达到峰值,随后逐渐衰减并趋近于零,表明该冲击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结果同时证实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与非线性关系的存在。制度质量在能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气候风险的关系中表现出门槛效应:当制度质量低于估计门槛值时,能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气候风险无显著影响;一旦超过该门槛,能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则显著加剧气候风险。这一发现凸显了制度质量在强化能源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向气候脆弱性传导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政策制定者应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能源相关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之中,尤其是在制度质量改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背景下。
# 能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气候风险: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传导机制——论文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变暖以及海洋、大气、冰冻圈和陆地表面的长期变化已通过精确测量和对全球天气系统的观测得到证实。气温上升、降水模式改变以及大气二氧化碳(CO?)浓度增加等气候系统变化的影响波及每个家庭,尤其对依赖土地和水资源维持生计的群体(如林农、渔民、农户等)冲击最为严重。与此同时,社会系统、建成环境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关联产生了复杂且不断演化的挑战,对基础设施设计与工程提出了更具创新性的方法需求。

在此背景下,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资(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vestment in Energy, PPPIE)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PPPIE是指通过政府与私营实体之间的协作,投入到已达到金融关闭并直接或间接惠及公众的电力项目中的财务投资,涵盖发电、输电、天然气和配电等领域,并通过绿地、棕地和管理合同等契约安排实现。从理论上讲,PPPIE的风险分担框架有利于知识转移和能力建设,同时能够降低成本并推动市场改革,项目成果因而与促进长期经济扩张、生态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全球目标相关联。

然而,现有文献关于PPPIE环境效应的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显示PPPIE能够降低污染排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理论关联;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献表明,在一些国家和区域,PPPIE反而恶化了环境质量。研究者认为,这种矛盾的结果暗示可能存在调节变量影响着PPPIE与生态完整性之间的关联,且这种关联可能随时间或国家而异。此外,已有学术研究极少考察PPPIE支出与环境风险之间的直接联系。基于此,本研究引入制度质量作为关键调节变量,考察PPPIE对气候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公共-私营谈判模型提供对该主题的初步理解。

##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发现

本研究使用2002–2022年七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PVAR)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能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气候风险之间的动态和非线性关系。样本选择主要受限于PPPIE数据的连续可得性。气候风险(Climate Risk, CR)指数衡量的是按网格人口密度加权的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水平,该数据集结合了世界银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提供的灾害与气候风险制图,以及WorldPop项目提供的高分辨率空间人口分布数据。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 IQ)采用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作为代理变量。

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分析表明,PPPIE在全部十个时期内诱发气候风险的显著正向响应,最大效应出现在第三期左右,随后逐步衰减并趋近于零,表明冲击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方差分解(FEVD)结果显示,在气候风险的预测误差方差中,PPPIE是第二大贡献者,其贡献份额从第2期的2.88%上升至第7期的峰值14.52%。格兰杰因果检验识别出气候风险与PPPIE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表明二者具有随时间推移的相互动态互动。

第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制度质量的门槛估计值为0.082,95%置信区间为[0.014; 0.173],门槛效应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当制度质量低于门槛值时,PPPIE对气候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一旦制度质量超过门槛值,PPPIE则显著增加气候风险。这一发现揭示了制度质量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向气候脆弱性传导过程中的条件调节作用。当制度质量较高时,更强的监管框架、更好的合同执行能力以及政府协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能力的提升,使得PPPIE得以更有效地实施;而大规模发电、输电网络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往往集中在地理脆弱区域,可能诱发互补性投资、城市扩张和项目周边人口密度上升,这些因素都会放大气候风险指数所捕捉的气候相关脆弱性。相反,当制度质量低于门槛值时,制度能力的薄弱可能制约项目实施、限制私营部门参与规模,从而降低PPPIE的实际影响。

##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采用了以下主要计量方法:其一,广义矩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GMM-PVAR)模型,该方法将所有变量视为内生变量,利用滞后变量作为内部工具变量,有效克服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偏差和政策内生性等问题;其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该方法在Kremer等人(2013)的基础上拓展了Hansen(1999)的静态模型,采用前向正交偏差变换去除国家固定效应,结合广义矩估计(GMM)处理内生回归变量,并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确定门槛值;其三,研究还使用了Fisher型面板单位根检验、Pesaran和Yamagata斜率同质性检验、脉冲响应函数(IRF)、预测误差方差分解(FEVD)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工具进行稳健性分析。

## 四、研究结果详解

### 4.1 相关检验

面板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通过MAIC、MBIC和MQIC信息准则确定,一阶面板VAR为推荐模型。特征值稳定性检验表明,所有特征值的模均严格小于1,满足面板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

### 4.2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RF)揭示了一系列动态传导机制。气候风险冲击对PPPIE产生贯穿全期的负向响应,最大负效应出现在第五期左右。PPPIE冲击对气候风险产生正向响应,第三期达到峰值后逐渐消散并趋近于零,表明冲击传导具有暂时性特征。储蓄冲击对气候风险产生负向效应;人口冲击对气候风险产生正向效应,在第五期左右达到峰值后仍然保持正值;经济增长冲击和制度质量冲击均对气候风险产生负向影响。

### 4.3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在气候风险的预测误差方差中,自身创新的贡献从第一期的100%逐步下降至第十期的73.72%。PPPIE是第二大贡献者,贡献份额在第7期达到14.52%的峰值后趋稳于13.79%。在PPPIE的方差分解中,气候风险的贡献从第一期的0.03%迅速上升至最后一期的42.67%,成为第二大贡献来源。

### 4.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PPPIE和制度质量是气候风险的格兰杰原因;气候风险、人口和国内总储蓄是PPPIE的显著预测因子;经济增长对制度质量具有因果效应;气候风险、PPPIE和制度质量各自对人口产生显著因果影响。气候风险与PPPIE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凸显了二者在系统中的核心互动地位。

### 4.5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证实了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当制度质量低于0.082的门槛值时,PPPIE系数为0.0762且不显著;超过门槛值后,PPPIE系数为0.132且在5%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方面,气候风险的滞后值和人口对气候风险具有正向影响,而收入水平则产生显著负向效应。

##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制度质量引入PPPIE与气候风险关系的分析框架。制度质量较高时,法治完善、产权保障有力、司法系统运行顺畅,降低了征用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私人资本流入和基础设施长期投资。然而,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悖论性的机制:更强的制度能力促进了PPPIE的有效实施和规模扩张,但由此带来的人口聚集和经济活动扩张反而加剧了气候脆弱性。

政策层面,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必须将气候风险治理转变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中透明、主动整合的特征。监管部门应在项目甄选和建设阶段实施动态气候脆弱性评估、早期风险筛查和强制性减缓协议。特别是在制度质量接近或超过估计门槛的经济体中,政府应施加严格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要求进行全生命周期排放监测,并将公共财政担保与可验证的可持续性指标挂钩。

研究局限性方面,样本仅涵盖七个特定经济体,受限于PPPIE投资数据的连续可得性,研究结果不应自动推广到所有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未来研究应在数据约束缓解后,将分析框架扩展到更广泛的多国面板、区域分群或跨区域比较数据集。

本研究的结论可概括为:能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气候风险具有显著但暂时的正向冲击效应;制度质量在该关系中发挥门槛调节作用,超过门槛后PPPIE显著加剧气候风险;政策制定者应建立将气候风险管理系统性地嵌入能源PPP框架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制度质量改善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背景下,以确保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气候脆弱性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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