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ultural Ecosystem Resilie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in Xi’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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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韧性受到生态基础、文化延续与社会功能之间相互作用的塑造，然而，文化韧性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约束关系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评估了中国西安市秦岭北麓16个抽样传统村落。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构建了生态-文化-社会韧性评
传统村落韧性受到生态基础、文化延续与社会功能之间相互作用的塑造，然而，文化韧性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约束关系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评估了中国西安市秦岭北麓16个抽样传统村落。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构建了生态-文化-社会韧性评价体系。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及两步聚类分析，考察了整体韧性、子系统协调性及障碍模式。结果表明，各村落整体韧性存在差异，且生态、文化与社会子系统之间呈现明显的异步特征，其中文化韧性在村落间的变异最大。10个村落处于勉强协调水平，5个达到初级协调水平，1个实现中级协调水平。在组合赋权方案下，文化子系统被识别为13个村落的主导障碍维度，同时基于子系统约束组合识别出三种探索性障碍模式。敏感性分析表明，整体韧性排名总体稳定，而主导障碍识别对赋权方案具有一定敏感性。上述发现通过整合整体韧性、子系统协调性与约束结构，为差异化的保护与韧性提升提供了支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乡村人口流失、社会结构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背景下，许多乡村地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衰退与功能退化。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环境、区域文化与乡村社会结构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生态复合系统，具有显著的生态、文化与社-会价值。随着城镇化扩张、人口流动、旅游发展与生活方式变迁，传统村落正面临生态环境变化、文化传承弱化与社会结构调整等多重压力。如何在外部扰动与内部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下维持传统村落的基本功能并增强其适应能力，已成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
韧性理论已从最初关注系统受扰动后的恢复能力，逐步拓展为涵盖抵抗、适应与转型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视角与传统村落面临的多维持续压力高度契合，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理解乡村应对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能力。然而，现有传统村落韧性评估仍存在两大局限：其一，文化因素多被作为综合评估体系中的底层指标纳入，文化韧性很少被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析维度进行系统评估，文化系统自身的压力、状态与响应特征及其与生态、社会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仍认识不足；其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整体韧性水平的测度与类型划分，而相似的整体韧性水平可能对应不同的子系统结构，耦合协调分析与障碍度分析在相关研究中虽有应用，但子系统协调状态与主要约束的联合分析仍相对有限，限制了对整体韧性差异背后内部结构机制的理解。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选取中国西安市秦岭北麓的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案例，从文化生态系统整合视角出发，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构建生态-文化-社会三维韧性评估体系，将文化韧性视为与生态基础和社会能力相互作用的独立子系统。通过整合整体韧性测度、子系统协调分析与障碍结构诊断，进一步探索生态、文化与社会能力的差异化配置如何生成传统村落间的差异化韧性模式。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西安市秦岭北麓为实证区域，该区域位于秦岭山区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是西安市域空间扩张向秦岭山前地带推进过程中城乡互动较为剧烈的区域。研究区域内共识别出36个传统村落，包括5个国家级、2个省级和29个市级传统村落。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将全部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纳入样本，并从市级传统村落中选取9个，综合考虑南北地形梯度与人文地理差异，最终确定16个传统村落作为田野调查样本，其中周至县4个，鄠邑区、长安区、蓝田县和临潼区各3个。
研究团队于2025年10月至2026年7月开展田野调查，通过面对面深度访谈与村级档案查阅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主要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驻村工作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新兴乡村业态经营者。所有定量数据均与村级集体土地记录、人口登记记录、防灾档案和文化活动档案进行交叉核验，以提高数据的可追溯性与一致性。
基于文化生态系统韧性评估框架，研究从生态、文化、社会三个维度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生态韧性反映自然环境的压力状况、生态基础与适应能力；文化韧性表征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状态；社会韧性聚焦人口与社区结构、公共服务、生计基础以及地方治理与社会响应能力。按照压力-状态-响应框架的逻辑组织指标，经过初选48个候选指标，综合考虑信息冗余、样本区分度与专家意见后，最终确立26个评估指标。
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邀请城乡规划、建筑学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专家参与问卷调查，共发放30份专家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份，有效回收率83%。采用熵权法确定客观权重，基于样本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计算。通过乘法归一化方法将主客观权重组合为组合权重。在整体韧性测度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三个子系统间的匹配与协调状态，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主要约束维度与指标，并采用两步聚类分析探索样本村落的障碍模式。
三、研究结果
（一）传统村落子系统韧性指数分析
基于组合权重计算16个样本村落的生态、文化、社会子系统韧性指数及整体韧性指数。整体韧性指数介于0.2939至0.5309之间，均值为0.3923，标准差为0.078，表明样本村落整体韧性指数相对集中，村落间差异不显著。其中赵代村、鲤鱼口村和殿镇村整体韧性指数相对较高，石船沟村、纸坊村和沟口村相对较低。子系统层面，生态、文化、社会韧性指数均值分别为0.5289、0.2687和0.3092，标准差分别为0.092、0.199和0.110，文化韧性的离散程度显著高于生态和社会韧性。部分村落呈现子系统间的异步特征，如赵代村文化韧性较高但社会韧性相对较低，土门峪村生态韧性较高但文化和社会韧性相对不足。这表明整体韧性较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三个子系统的同步发展。
（二）生态-文化-社会子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子系统韧性测度，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三个子系统间的协调状态。16个样本村落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5078至0.7082之间，整体协调状态处于勉强协调与中级协调之间。其中10个村落为勉强协调，占62.50%；5个村落达到初级协调，占31.25%；1个村落达到中级协调，占6.25%。整体韧性水平与耦合协调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如青坪村整体韧性指数接近样本均值，但耦合协调度达到初级协调水平；土门峪村整体韧性指数略高，但耦合协调度仅为勉强协调水平。这表明整体韧性水平与子系统协调状态反映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不同结构特征。
（三）影响传统村落韧性的障碍因素识别
在子系统障碍特征方面，文化、社会、生态子系统的平均障碍度分别为42.47%、35.22%和22.32%，文化和社会的整体障碍度高于生态维度。16个样本村落中，13个村落以文化子系统为主导障碍来源，3个村落主要受社会子系统约束，没有村落以生态子系统为主导障碍。不同村落的障碍结构差异较大，即使主导障碍维度相同的村落，其他子系统的障碍度也存在差异。
在障碍度聚类分析与探索性模式识别方面，以三个子系统的障碍度为输入变量，采用两步聚类分析对16个传统村落进行分类。综合BIC值变化、聚类规模与模型分离度，选择三聚类方案，轮廓系数大于0.5，表明聚类质量良好。采用Ward层次聚类和K-means聚类进行交叉验证，结果与两步聚类分析一致。基于生态、文化、社会子系统障碍度的组合特征，三个聚类被探索性解释为三种障碍模式：文化-社会复合障碍型，包括土门峪村、穆柯寨村、仁宗村、化羊村、福窑村和老县城村，共6个村落，占37.5%；社会-生态复合障碍型，包括鲤鱼口村和赵代村，共2个村落，占12.5%；文化主导障碍型，包括杜角镇村、星火村、纸坊村、石船沟村、青坪村、沟口村、蓝莓园村和殿镇村，共8个村落，占50.0%。
在指标层面障碍因素分析方面，高障碍值并非广泛分布，而是主要集中于各维度内的少数关键指标。文化维度主要表现为人均公共文化投入的障碍度较高，社会维度主要与新兴业态空间密度相关，生态维度仅在部分村落的森林覆盖率指标上表现出相对较高的障碍度。不同障碍类型在关键指标组合上呈现明显差异。
（四）评价结果的敏感性分析
以组合赋权方案为基准，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赋权和熵权法赋权进行替代计算。整体韧性排名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别为0.965和0.953，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整体韧性排名在不同赋权方案下高度一致。主导障碍维度识别方面，组合赋权下13个村落以文化维度为主导障碍，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下分别降至9个和7个，表明文化维度作为主导障碍的识别结果对赋权方案具有一定敏感性。障碍结构分类方面，层次分析赋权与熵权赋权相对于组合赋权的类别一致性率分别为93.75%和75.00%，表明分类结果保持一定一致性，但稳定性低于整体韧性排名。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秦岭北麓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韧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子系统发展的异步性而非整体韧性水平的显著分化。文化韧性在村落间表现出最大的变异，且文化韧性不仅与既有遗产资源的保存相关，更依赖于文化传承与活化方面的持续制度与资金支持。耦合协调分析揭示整体韧性水平与子系统协调状态并非完全一致，样本村落协调状态主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障碍分析表明，在既定指标体系和组合赋权方案下，文化维度是多数样本村落的相对突出约束维度，并识别出三种障碍结构类型。敏感性分析表明整体韧性排名总体稳定，而主导障碍识别对赋权方案具有一定敏感性。
与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耦合协调度结果与新疆绿洲传统村落、金昌市乡村等研究在数值上存在差异，但均一致表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各子系统间的同步协调。障碍分析方面，本研究识别的主要约束因素与文化旅游型村落、多期动态评估研究中的约束因素存在差异，表明不同乡村类型、发展背景与发展阶段可能呈现不同的韧性约束结构。由于本研究采用横截面评估方法，所识别的协调状态与障碍类型不应被视为村落的长期固定属性，其时间稳定性需要通过多期调查与纵向比较进一步验证。
在韧性提升策略方面，研究提出针对不同障碍类型的差异化干预建议。对于文化主导障碍型村落，应优先提升文化空间的支持能力与长效运营能力，通过适应性再利用和小规模更新活化传统建筑、闲置民居与既有公共空间，并将公共文化投入更有效地导向常态化文化活动、日常维护运营与文化传播。对于文化-社会复合障碍型村落，应同时改善文化空间条件与社会发展支撑，将闲置或低效空间的活化与文-化展示、传统技艺、社区服务及适度新兴业态相结合，使空间更新同时支撑文化传承、本地就业与生计多元化。对于社会-生态复合障碍型村落，应优先平衡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遵循低扰动、存量再利用与适度集中的原则，优先利用既有建设用地和既有建筑承载公共服务与小型业态，根据生态承载力调整新兴业态布局，控制开发强度。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样本选择采用目的性抽样而非随机概率抽样，可能引入与样本选择相关的结构性偏差，研究发现的外推性有限；研究采用横截面评估方法，所识别的协调状态与障碍类型主要反映研究期内样本村落的相对状况，其时间稳定性需进一步验证；社会-生态复合障碍型仅包含两个样本，其特征主要反映当前样本中的一种特定障碍组合模式，其稳定性需更大样本验证。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规模、开展多期纵向比较，并在更广泛区域验证研究框架的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