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下词语识别与老年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感知听力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Audiology Research》：Associations of Word Recognition in Noise with Perceived Hearing Handicap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 with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背景/目的：纯音测听和安静条件下获得的词语识别得分（word recognition scores, WRS）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日常听力困难。本研究探讨了不同聆听条件下WRS与老年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感知听力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关系，并评估WRS是否在人口学和听力学变量之外对感知听力障碍具有额外解释力。方法：纳入79名患有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的老年人。分别在安静、+10 dB和0 dB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 SNR）条件下，使用同侧言语噪声评估WRS。采用土耳其版老年听力障碍筛查量表（Hearing Handicap Inventory for the Elderly, HHIE）和世界卫生组织老年人生活质量模块（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Older Adults Module, WHOQOL-OLD）分别评估感知听力障碍和生活质量。采用Friedman检验和Bonferroni校正的Wilcoxon检验比较各聆听条件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关联性，并通过层次回归分析评估WRS在调整年龄、纯音平均听阈、听力损失持续时间和耳鸣后在感知听力障碍中的独立贡献。结果：WRS从安静条件下的88%下降至+10 dB SNR时的72%和0 dB SNR时的32%（p < 0.001）。较低的WRS与更高的感知听力障碍相关，其中0 dB SNR条件下相关性最强（r = ?0.491, p < 0.001），而与总体生活质量无显著相关。两个噪声条件下的言语识别得分在人口学和听力学变量之外对HHIE总分的额外方差解释程度相似（+10 dB SNR, ΔR2 = 0.037, p = 0.054；0 dB SNR, ΔR2 = 0.042, p = 0.039）。结论：噪声条件下的词语识别较安静条件下的表现能更好地反映感知听力障碍。噪声下言语识别可作为听力特异性自我报告测量的补充，用于评估日常听力困难。

**论文解读：噪声下词语识别与老年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感知听力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关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听力损失是常见的感官损伤，在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形式为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presbycusis），其患病率随人口老龄化持续上升。听力损失的影响远不止听力阈值的改变，还涉及沟通、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等多个层面。未经处理的听力损失会增加言语交流困难，可能导致社会隔离和抑郁，也被视为认知衰退和痴呆的可调控危险因素。因此，对其影响的评价不应仅依据听力阈值，而应关注个体在日常聆听中的功能表现，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情境便是在背景噪声中理解言语。

然而，常规临床实践中采用的词语识别得分（word recognition score, WRS）多在安静环境下测量，而安静环境下的表现并不能可靠预测噪声环境下的表现。虽然安静状态下得分差者通常噪声下表现也差，但安静状态下得分良好者并不能保证噪声下表现同样良好。这是因为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还取决于认知和非听觉因素，而非仅由纯音阈值决定。单纯的纯音测听和安静WRS对于解读听力损失的日常影响存在局限。此外，即使在噪声条件下进行言语测听，其结果仍然是临床测量指标，并不能反映个体主观感知的听力困难程度。听力特异性自评量表如老年听力障碍筛查量表（Hearing Handicap Inventory for the Elderly, HHIE）可以捕捉感知听力障碍，而通用生活质量量表则反映对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噪声下言语识别表现与患者报告的困难程度相关，而安静条件下词语识别与自评障碍之间关系微弱。然而，既有的多数证据来自自适应句子或数字测听测试，对于常规临床使用的单音节词语识别测试在扩展到固定梯度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 SNR）噪声条件下是否携带相同信息，以及是否在常规人口学和听力学变量之外对HHIE具有额外解释力，目前尚不清楚。此外，这种关联是否特异于听力聚焦型自评还是也延伸至总体生活质量，也缺乏充分研究。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在马尔马拉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科听力学与言语障碍系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纳入79名患有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的老年人，系统评估了在安静、+10 dB和0 dB SNR三种聆听条件下WRS与感知听力障碍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两个主要发现：第一，随着聆听任务难度增加，词语识别表现显著下降，从安静条件的88%降至+10 dB SNR的72%和0 dB SNR的32%；第二，与安静条件相比，噪声条件下的表现与参与者报告的听力障碍程度对应更紧密。层次回归分析显示，0 dB SNR条件下的得分在年龄、纯音平均听阈（pure-tone average, PTA）、听力损失持续时间和耳鸣等变量之外，对HHIE总分提供了额外方差解释。研究还发现，噪声下词语识别与总体生活质量之间无显著关联，仅与WHOQOL-OLD的感觉能力子维度存在弱相关。这些发现表明，在老年患者的临床评估中，纯音测听和安静词语识别可通过补充噪声下言语测听和听力特异性自评工具而获得更全面的日常沟通困难信息。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马尔马拉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科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09.2019.038），所有参与者签署书面知情同意。纳入标准包括：年龄60岁及以上；经声导抗测试确认无外中耳传导性病变；鼓室图A型；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较好耳四频率（500、1000、2000和4000 Hz）气导平均听阈在16至70 dB HL之间；听力损失史至少一年；当前未使用助听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得分≥24；无神经或言语障碍；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研究使用Interacoustics Equinox AC-440临床听力计，采用土耳其语音位平衡的25个单音节词表，在安静、+10 dB和0 dB SNR三种条件下分别测量WRS，言语和噪声同侧同耳给声。感知听力障碍采用土耳其版老年听力障碍筛查量表（HHIE），生活质量采用土耳其版世界卫生组织老年人生活质量模块（WHOQOL-OLD）。统计学分析包括Friedman检验、Bonferroni校正Wilcoxon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和层次多重线性回归，并进行置换检验和天花板效应敏感性分析。

**四、研究结果**

**4.1 参与者特征**：共纳入79名参与者，中位年龄66岁（IQR：62–70），女性32名（40.5%），男性47名（59.5%）。69.6%的参与者存在耳鸣。中位听力损失持续时间为3年，中位纯音平均听阈为27.5 dB HL。中位HHIE总分为28分。

**4.2 不同聆听条件下WRS的比较**：Friedman检验显示三种聆听条件下WRS存在显著差异，χ2(2) = 157.50，p < 0.001，效应量极大（Kendall’s W = 0.997）。中位WRS随聆听难度增加而逐步下降：安静条件为88%（IQR：80–96），+10 dB SNR为72%（IQR：54–84），0 dB SNR为32%（IQR：16–50）。Bonferroni校正后的两两比较均显示显著差异（全部校正后p < 0.001）。

**4.3 WRS与听力障碍及生活质量的相关性**：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WRS与HHIE总分、情绪子量表和社会/情境子量表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安静条件下相关性最弱（r = ?0.283, p < 0.05），+10 dB SNR增强（r = ?0.452, p < 0.001），0 dB SNR时最强（r = ?0.491, p < 0.001）。与此对照，WRS与WHOQOL-OLD总分及大多数子维度无显著相关，仅感觉能力子维度与+10 dB SNR条件下WRS（r = 0.283, p < 0.05）和0 dB SNR条件下WRS（r = 0.313, p < 0.01）呈正相关。此外，HHIE总分与WHOQOL-OLD总分呈弱负相关（r = ?0.229, p = 0.043）。

**4.4 预测HHIE总分的层次回归分析**：以HHIE总分为因变量的基础模型包括年龄、PTA、听力损失持续时间和耳鸣状态，解释了25.8%的方差（R2 = 0.258）。添加安静条件下WRS未显著改善模型拟合（ΔR2 = 0.001, p = 0.729）。两个噪声条件的增量解释力相近：+10 dB SNR的ΔR2 = 0.037，p = 0.054；0 dB SNR的ΔR2 = 0.042，p = 0.039。置换法敏感性分析确认0 dB SNR的贡献仍显著（校正后p = 0.045）。在最终模型中，听力损失持续时间始终为HHIE总分的显著预测因子。PTA仅在包含安静WRS的模型中显著，而年龄和耳鸣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均无独立关联。排除安静条件下得分≥96%的参与者后，相关性增强，两个噪声条件均显著预测HHIE总分（均p = 0.005）。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强调，基础模型仅解释了HHIE总分约四分之一的方差，表明感知听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由非听力学因素决定。纯音平均听阈仅在与安静WRS共存的模型中显著，一旦引入噪声下言语识别变量其贡献即减弱。这种模式与当前对听力障碍概念化的转变一致，即自报障碍不仅受听力学损失影响，还受言语理解、衰弱和心理健康等多重因素塑造。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均呈现一致梯度：随聆听条件从安静走向噪声，词语识别与感知听力障碍的对应关系逐步增强，表明当测试条件接近日常聆听要求时，其结果与个体感知的障碍程度更紧密对应。在0 dB SNR条件下，言语和噪声以等强度呈现，这一条件可揭示个体在不利条件下仍能利用言语信息的程度。然而，由于言语信号和恒定言语噪声经同侧同耳给声，该条件是对日常聆听的受控简化模拟，而非对餐厅或多人交谈等复杂真实场景的精确再现。研究同时指出，噪声下言语识别所解释的额外方差有限，应视为补充指标而非独立预测因子。生活质量方面，WRS仅与WHOQOL-OLD的感觉能力子维度相关，这种领域特异性与HHIE作为听力特异性工具的关注范围一致。研究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样本量适中且选择性较强（未使用助听器、MMSE≥24）、未纳入抑郁症状、衰弱、共病及详细认知评估等变量，WRS仅基于较好耳而未涵盖较差耳、耳间不对称和双耳功能，且言语测听仅使用单音节词表和同侧恒定噪声。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在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老年人中，噪声下词语识别较安静条件下表现与感知听力障碍的关联更强；两个噪声条件对HHIE总分均提供了相似且适度的额外解释力。噪声下言语识别应被视为既有评估工具的补充而非替代。与总体生活质量的关联有限，仅限于WHOQOL-OLD的感觉能力领域。因此，在老年患者的临床评估中，纯音测听和安静词语识别通过补充噪声下言语测听和听力特异性自评工具，能更全面地反映日常沟通困难。鉴于横断面设计和样本量，这些结论需在更大样本的纵向研究中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