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西萨拉东市农民生态知识与农用化学品使用的关系再思考：一项生态平衡视角的实证评估

《Sustainable Environment》：Rethink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 assessment of farmers'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agrochemical use in the Sissala East Municipality, Ghana

　　

摘要专业翻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是民生的核心，但农用化学品的使用带来了环境风险。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通过382份农户调查、17次关键知情人访谈和5次焦点小组讨论，考察了农民生态知识、农用化学品使用与农场管理实践之间的联系。定量数据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定性数据则进行主题分析。研究发现，农民了解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的生态风险，其管理决策显著受教育水平、推广服务获取和耕作经验的影响（p ≤ 0.05）。尽管农民意识到农用林业（agroforestry）、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和粪肥施用等可持续农业实践，但采用率仍然较低。研究得出结论：虽然农民具备足够的生态知识，但意识与实践之间仍存在差距。研究建议赋予农民培训、技能和决策支持，以提升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实践的采用率，并减少对合成投入品的依赖。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范围内，以农用化学品密集投入为特征的农业模式正被广泛采纳，其驱动力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诉求。尽管这一模式有潜力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零饥饿），但农用化学品的广泛使用——包括化肥（如NPK 20:10:10、硫酸铵、尿素）、农药（如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除草剂（如草甘膦类制剂）和杀虫剂（如拟除虫菊酯类、新烟碱类）——正对生态平衡构成严重威胁。农用化学品通过养分失衡、微生物活性降低和酸化等机制干扰土壤健康；通过径流和淋溶污染水源；并危害非目标物种，包括有益昆虫、鸟类和土壤生物，从而破坏生态系统服务。

在非洲，农业仍是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基石。农用化学品有助于管理环境和生物胁迫因素，保障粮食供应和可及性。然而，过度或不恰当的使用会通过负面环境和健康影响削弱长期可持续性。已有研究表明，对土壤健康和环境影响的认知程度更高的农民更倾向于采用综合病虫害管理和有机肥料，而缺乏认知或获取可持续替代方案渠道有限的农民往往过度依赖农用化学品投入，导致土壤酸化和水体污染等不良生态后果。

在加纳，尽管国家农业政策（2023—2028年）强调可持续农业集约化，环境保护署（EPA）的农用化学品登记和使用法规（LI 2295, 2018）也为安全处理、使用和处置提供了指南，但执法和实施在农村地区仍面临挑战，推广服务和监测能力有限。然而，在西萨拉东市，关于农民生态知识特别是农用化学品使用方面的研究仍然匮乏。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缺口，聚焦两个核心目标：一是考察农民对农用化学品风险的认知及其减少或停止使用的意愿；二是评估农民对可持续农业方法的知识与实践状况。该研究对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和目标15（陆地生物）具有直接贡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基于实用主义哲学视角整合定量与定性发现。研究区域为加纳上西地区的西萨拉东市，总面积约5092.8 km2，总人口80,619人，其中84.8%从事农业。研究总人口为8,038个农户。定量部分采用Yamane（1967）公式确定样本量为382户，通过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按五个地理区域（Tumu、Wellembelle、Bujan、Sakai和Nabulo）及其下属社区按人口比例分配样本。纳入标准包括：调查时正在从事作物种植、在社区居住至少三年、年满18周岁且愿意参与。定性部分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17名关键知情人（包括农用化学品经销商5人、酋长/农民5人、环保署官员2人和农业推广官员5人），并开展5次焦点小组讨论，每组8至12名参与者。

数据收集工具包括使用KoboCollect平台编程的半结构化问卷、关键知情人访谈指南和焦点小组讨论指南。定量数据使用SPSS 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Spearman秩相关分析。生态知识构念涵盖四个领域：土壤知识、生物多样性知识、农用化学品风险意识和可持续实践素养，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并生成总体生态知识指数（EKI）和领域特定子指数。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 = 0.82，McDonald's ω = 0.85）。

三、研究结果

3.1 农民对农用化学品使用的认知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关键知情人访谈考察了农民对农用化学品使用的认知。结果显示，49.2%的农民同意化学肥料具有负面环境影响，但因土壤肥力下降而不得不使用；43.2%的农民认为不使用化学肥料的农民是贫困农民。约70.1%的农民通过朋友推荐使用农用化学品进行生物害虫防治。关于农用化学品的收益与挑战，64.1%的农民认为其他农民主要使用农药来降低生产和经济风险；83.2%的农民同意使用农用化学品控制杂草而非人工除草。

在停止使用意愿方面，68.3%的农民不同意减少农用化学品会改善土壤肥力；69.6%不同意今年计划减少农药使用；67.5%同意应减少农药使用以降低土壤污染；77.2%的农民表示病虫害通过文化实践得到控制。关键知情人访谈揭示了农民可能停止使用农用化学品的多种原因，包括健康风险（呼吸系统问题、皮肤疾病甚至癌症）、土壤退化、水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经济成本考量。一位关键知情人表示：“当我看到喷洒后鸟类和昆虫死亡时，我知道这不好。我们需要找到其他不杀死一切的害虫防治方法。”

3.2 农民的生态知识与可持续农业实践的使用

研究评估了农民对各类可持续农业实践的知识水平。描述性结果显示，农民对土地休耕（88.6%）、有机粪肥使用（79.0%）、控制土壤侵蚀（67.3%）和植树（65.7%）的知识水平相对较高；对农用林业（37.3%）、病虫害管理（28.1%）、覆盖作物（28.1%）和土壤肥力管理（26.7%）的知识水平中等；对混合作物（24.0%）、覆盖（25.9%）和保留遮荫树（18.8%）的知识水平较低。但所有差异在5%水平上均无统计学显著性（p > 0.05）。

3.3 农民的生态知识与农场管理决策

基于标准化0—10分的知识评分显示，植树（均值7.4）和保留遮荫树（均值7.1）的知识得分最高，且标准差较低，表明农民对这些传统实践有较一致的认知。相比之下，病虫害管理（均值5.7）和农用林业（均值5.8）得分较低且变异较大，反映出推广服务或培训获取方面的差异。总体生态知识均值为6.9（SD = 1.2），其中可持续实践素养得分最高（7.4），而农用化学品风险意识较低（6.1），提示安全使用农用化学品方面存在知识缺口。

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生态知识与所有考察的农场管理实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范围为0.46至0.62（p < 0.001）。最强的关联出现在植树（ρ = 0.62）、控制土壤侵蚀（ρ = 0.60）和保留遮荫树（ρ = 0.58），表明较高的生态知识与采用具有长期生态效益的环境可持续实践密切相关。土地休耕（ρ = 0.46）和病虫害管理（ρ = 0.47）的相关性相对较低，提示知识以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可用性、投入品获取或经济约束可能影响采用决策。

访谈结果显示，由于土地稀缺，农民不再实行传统的土地休耕做法，而是采用深耕松土（ripping）等替代耕作方式。关于作物残留物处理，80.9%的农民将其用于覆盖，87.2%用作薪柴，78.6%用于堆肥，而83.2%表示不在土地准备期间焚烧残留物。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在经济考量方面，研究发现经济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对农用化学品的获取和使用，部分农民因无力购买而不用农用化学品，这与已有文献一致。在生态知识与可持续实践方面，研究强调农民生态知识（FEK）是代际积累的宝贵资源，但全球工业化农业的推进往往边缘化了传统实践。在生态知识与可持续实践的关系上，Spearman相关分析的一致性结果表明，生态知识是采用可持续农业实践的关键赋能因素，知识增强了农民对碳封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地稳定性等长期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能力。然而，病虫害管理和土地休耕等实践的相关性较低，说明知识本身不足以驱动行为改变，需要针对性的推广支持和实用培训。

在政策与制度启示方面，研究指出尽管存在农用化学品使用法规，但由于人力和财政资源不足，执法力度有限。一位官员表示：“我们有法规，但无法监测所有农民。推广官员很少，他们有很多职责。”另一位知情人指出：“许多农民不知道正确的施用量或推荐的安全预防措施。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示范。”

研究结论指出，小农具备相当水平的生态知识，了解农用化学品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也认识到农用林业、有机粪肥施用和气候智能型农业等可持续实践的好处。教育、推广服务获取和耕作经验等关键社会经济因素在塑造农场管理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研究发现存在持续的知识—实践差距：尽管意识充分，可持续和农业生态实践的实际采用率仍然较低。这表明知识本身不足以驱动行为改变，结构性限制如投入品获取有限、劳动力需求、财务障碍和技术支持不足可能阻碍农民将知识转化为实践。因此，提高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提高意识，还需要改善农民运作的赋能环境。

研究建议政府和合作伙伴应投资加强推广体系，提供持续的农用生态实践实操培训。推广方法应超越意识创建，纳入示范田、农民田间学校和参与式学习模式以增强实用技能。未来研究应探索纵向数据以理解生态知识和管理实践如何随时间演变，并关注农用化学品使用对农民健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