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Environment》：From incineration to circularity: Benchmarking Macao an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European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and deposit-retur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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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固废系统以高填埋率和有限材料回收为特征。本研究考察澳门如何从以焚烧为中心的模式向循环系统转型。研究人员采用四项统一指标：材料回收、能量回收焚烧、填埋及产生强度，对2019–2023年结果与德国和瑞典进行基准比较。德国和瑞典维持近零填埋率且回收率较高，而
澳门城市固废系统以高填埋率和有限材料回收为特征。本研究考察澳门如何从以焚烧为中心的模式向循环系统转型。研究人员采用四项统一指标：材料回收、能量回收焚烧、填埋及产生强度，对2019–2023年结果与德国和瑞典进行基准比较。德国和瑞典维持近零填埋率且回收率较高，而澳门平均回收率约为21%、填埋率约为74%，表明源头分类和废弃物治理存在差异。为理解差异成因，研究人员从立法、登记册和运营商报告中提取治理特征。生产者责任延伸（EPR）界定生产者义务、设定材料特定目标，并利用生态调节费为收集和分类提供资金。押金返还制度（DRS）通过小额可退还押金和零售回收点回收塑料和铝。基于上述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一项36个月实施路径，包括EPR立法、生产者登记册、DRS试点、收紧目标及发布公共绩效仪表板。
研究背景与问题
城市增长与收入提升在改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城市固体废弃物（MSW）的产生量，对城市废弃物管理系统形成持续压力。为应对这一挑战，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采纳综合废弃物管理战略，优先强调废弃物预防、分类收集、材料回收以及适当情况下的残余废弃物能量回收，以减少填埋并支持循环经济。在众多政策工具中，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和押金返还制度（DRS）被广泛采用：EPR将消费后包装的财务与组织责任从市政转移至生产者，通过生态调节费激励包装设计改进并为收集与回收服务提供资金；DRS则通过对饮料容器施加可退还押金实现高回收率并产出纯净的PET和铝材料流。尽管欧洲对EPR和DRS已有大量评估，但针对这些治理模式如何迁移至土地有限、商业活动密集、废弃物产生量高的紧凑高密度城市区域的研究相对匮乏。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国家内的政策绩效评估，而非识别支撑持续成功的治理特征并评估其向其他城市情境的可迁移性。
澳门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体现了紧凑城市区域的典型约束：2021年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0,700人，旅游驱动型经济在有限土地面积内产生大量废弃物。2019至2023年间，澳门城市固废处理以填埋为主（74%），回收仅占21%，焚烧占4%–6%，人均产生强度约为每年690千克。相比之下，德国和瑞典持续维持欧洲最低的城市填埋率（0.4%–1%），并通过成熟的EPR和DRS治理体系实现显著更高的回收率（50%–68%）。这些差异并非边际性，而是反映了系统设计层面的根本不同。德国提供了成熟EPR框架的范例，依托《包装法》（VerpackG）和LUCID生产者登记册，由Zentrale Stelle Verpackungs Register（ZSVR）监管；瑞典则展示了国家协调DRS的有效性，由Returpack运营，2023年饮料容器回收率达88.5%。欧盟指令2019/904要求到2025年一次性塑料饮料瓶分类收集率达77%、到2029年达90%，并设定再生含量阈值（2025年PET瓶≥25%，2030年所有塑料饮料瓶≥30%），为考虑类似改革的辖区提供了外部验证的里程碑。
澳门当前以焚烧为中心、自愿分类、上游责任分散的配置，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所需的捕获量和材料质量。设施升级无法单独解决源头分类问题，缺乏生产者资助的物流和约束性义务，残余物流仍呈异质性，灰渣负荷高，系统灵活性受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统一基准比较与治理分析相结合，填补上述研究空白。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将澳门2019–2023年MSW指标与德国和瑞典进行基准比较，采用四项统一指标：材料回收率、能量回收焚烧率、填埋率和产生强度（千克/人/年）。通过立法、登记册和运营商报告的文档分析，提取支撑持续绩效的治理特征，涵盖登记与范围、目标、费用/押金设计、回收渠道、执法与审计、公共透明度六个维度。基于欧洲政策视野，提出澳门实施EPR和试点DRS的36个月实施路线图。研究创新在于将绩效基准与治理分析相结合，开发适用于紧凑高密度城市区域的EPR和DRS可迁移实施框架。研究发现，澳门与德国和瑞典的绩效差距源于治理而非技术：两个欧洲系统均通过上游生产者责任、法定目标和透明融资实现近零填埋，而非依赖额外处置能力。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基准分析方法，选取2019–2023年五年期以捕捉疫情后恢复并减少短期年度波动影响。德国和瑞典被选为最佳实践治理模型，分别代表成熟的EPR系统和全国协调的DRS模式。数据来源包括澳门DSPA、德国Destatis和瑞典Naturv?rdsverket，并与Eurostat元数据交叉核对。采用Eurostat定义的市政废弃物分类标准以确保跨辖区可比性。治理特征提取采用基于文档的案例研究法，来源包括法律文本与官方指南（德国《包装法》、瑞典环保署押金制度指南）、登记册与运营商材料（德国LUCID登记册、瑞典Returpack）以及绩效指标（DRS回收率、EPR材料特定回收目标）。六项治理特征通过三项筛选标准评估对澳门的适用性：法律适配性、商业网络密度和行政能力。
研究结果
五年基准比较结果：澳门废弃物管理以填埋为主，五年平均填埋率74.2%，回收率21.3%，焚烧率4.4%。德国维持67.8%回收率、31.8%焚烧率、填埋率不超过0.5%；瑞典回收率50.8%、焚烧率48.1%、填埋率仅1.1%。德国和瑞典在大多数可回收材料已源头捕获后才依赖能量回收，近零填埋率由生产者责任、法定目标和稳定融资等上游政策支撑。对澳门而言，该证据凸显加强源头管理和持续行为干预的迫切性。
DRS与EPR绩效结果：德国、瑞典和法国的包装回收率介于68%至72%，项目成本为每吨380–420欧元，公众参与率达85%–88%。成熟EPR体系能在不过度增加项目成本的情况下实现高回收率。在澳门，EPR将分配责任、通过生产者费用资助服务质量、并向生产者传递可回收包装设计信号。欧洲五国DRS回收率持续超过90%，德国2022年达98.5%、瑞典2023年为85%、挪威95%、立陶宛91.9%、芬兰93.3%。简单设计驱动高绩效：消费者购买饮料时支付小额可退还押金，通过超市或反向自动售货机（RVM）返还容器取回押金。财务激励与便捷零售渠道相结合，产生大量适合高质量回收的纯净PET和铝。调查证据显示公众参与废弃物分类和为改善服务付费的意愿强烈，为分阶段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路线图与实施可行性结果：研究提出四阶段36个月路线图。第一阶段（0–6个月）制定EPR立法，建立生产者义务、报告要求和生态调节费，同时建立轻量级生产者登记册记录上市包装量。第二阶段（6–15个月）在高客流量零售区域试点DRS，调整押金值、处理费、站点密度和用户体验，发布显示月度回收率、正常运行时间和拒收原因的基础仪表板。第三阶段（15–27个月）利用澳门密集的超市和便利店网络而非独立收集中心实现全市DRS扩展，减少土地需求，同时激活生态调节EPR费用，由生产者责任组织资助投放点、更清晰标签和分选升级，发布追踪回收、循环、填埋份额和人均产生量的扩展仪表板。第四阶段（27–36个月）收紧目标、在可行时扩展范围（如增加玻璃）、通过再生含量和可回收性奖金强化生态调节，发布经独立保证的第三版仪表板，使澳门里程碑与欧盟目标和再生含量阈值对齐。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澳门对填埋的依赖反映的是治理差异而非技术差距。EPR和DRS提供互补功能：EPR建立包装废弃物的治理、融资和报告框架，DRS通过简单财务激励和便捷零售收集确保饮料容器高回收率。欧洲经验表明，当实施成本由生产者、系统运营商和公共当局分担时，EPR和DRS在技术和经济上均可行。分阶段引入、利益相关方协商和透明绩效报告将提高澳门采纳这些工具的实践可行性。研究结论为：务实的36个月路线图可分阶段推进改革——制定EPR并建立轻量级生产者登记册以最小化行政负担；在核心零售区域试点DRS；利用澳门密集零售网络全市扩展DRS并引入生态调节EPR费用；收紧目标并发布公共仪表板。将里程碑与既定欧盟路径对齐提供可信的外部衡量标准，同时尊重本地约束。若获采纳，澳门可合理预期提高源头捕获量和质量、减少填埋依赖，并实现从焚烧主导范式向循环服务导向系统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