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伊拉克高地与低地农业策略分异的古植物学证据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Archaeobotanical Data Reveal Divergent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n the Uplands and Lowlands of Ancient Iraq

　　

农业被认为是驱动古代伊拉克最早大规模城市社会出现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该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为直接探索植物经济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的演变以及不同生态区之间的差异提供了独特机会。本文综合了自20世纪初以来积累的古植物学（archaeobotanical）成果，旨在确定影响伊拉克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作物，并理解长期气候变化对作物种植的影响。研究结果突显了伊拉克雨养高地和干旱低地截然不同的作物种植模式。高地以相对广泛的作物种类为特征，这种多样性在数次显著的气候变化周期中得以保持。相比之下，低地支持的田间作物和果树种类有限，并且随时间推移进一步缩减。本研究建立了首个伊拉克古植物学数据库，并为未来工作提供了平台。数据显示，伊拉克低地因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对人类定居和发展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和机遇，从而区别于西南亚其他地区（如安纳托利亚、黎凡特）。

研究背景与问题

农业被视为过去一万年间伊拉克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然而，长期以来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很少提供关于作物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直接植物遗存证据。已有的古植物学分析数量稀少，且常因采样策略而存在偏差。楔形文字历史文献虽看似提供了更精确的农业实践细节，但若无古植物学遗存的印证则可能产生误导。2010年伊拉克田野工作恢复后，对生物考古遗存的兴趣增加，因此有必要回顾现有数据，基于所有已发表的古植物学资料提供一个涵盖旧石器时代至伊斯兰时期的大尺度农业演化图景。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新旧数据是否提供相似或不同的组合？伊拉克的主要作物有哪些？作物偏好和耕作是否受环境区域影响？作物偏好如何随时间变化？作物偏好/选择揭示了伊拉克农业经济的何种特征及其在供给大规模城市社会中的作用？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整合了来自69处遗址的古植物学数据，其中23处位于森林带，22处位于草原带，24处位于亚荒漠带。数据集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伊斯兰时期的六个主要阶段。结果表明，高地（森林带和草原带）的作物组成相对多样，包括五种大田作物和五种果树，这种多样性在多次重大气候变化中得以延续。尽管在青铜时代晚期作物谱有所收窄并向大麦（barley）倾斜，但这种转变并不像邻近地区那样显著。相反，需水量高的作物如裸麦（free-threshing wheat）仍是伊拉克农业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低地的作物模式则完全不同，只有带壳小麦（glume wheat）和大麦成功从新月沃地迁移至冲积平原，成为乌拜德时期（'Ubaid）定居和扩张的支柱作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低地作物多样性持续缩减，最终形成以大麦和海枣（date）为主的近乎单一栽培模式。这一对比表明，高地农业主要依赖雨养，对气候变化敏感；而低地则依靠灌溉系统克服水分限制，但灌溉也导致了土壤盐渍化等问题。本研究首次建立了伊拉克古植物学数据库，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基础平台，并强调了系统采样对于理解伊拉克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系统收集并重新分类来自69处遗址的植物遗存，依据原始出版物信息、图像或近期分类学评估进行鉴定；2）将植物遗存按最小个体数（Minimum Numbers of Individuals, MNIs）进行量化，并对谷物碎片进行完整标本换算；3）结合遗址所在地的现代植被分区（森林、草原、亚荒漠）和古气候记录（如Gejkar洞穴和Shalaii洞穴的石笋、Van湖沉积物等）进行分析；4）设定分析阈值，选取出现频率较高（N>25）且样本组包含至少30个鉴定项目的主要作物进行区域和遗址层面的比较。

研究结果

已编译的数据集

数据集包含69处遗址，其中32处采用了系统采样策略。炭化是最常见的保存方式，见于60处遗址。系统采样对野生类群的回收影响显著：采用系统采样的遗址100%发现了野生类群，而非系统采样遗址仅有46.4%。在具有经济重要性的类群中，谷物在所有三个植被区均占主导地位。16种潜在作物达到了最低分析阈值，其中大麦（45%）、带壳小麦（34%）、小扁豆（12%）、裸麦（8%）和亚麻（1%）最为丰富。

逐期结果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农业村落局限于高地湿润草原和森林带，作物组合多样，以小扁豆和带壳小麦为主，同时伴有亚麻、大麦和裸麦。野生阿月浑子（Pistacia spp.）是主要的果实/坚果类群。

早/中期铜石并用时代： 森林带仍常见带壳小麦和小扁豆，而草原带大麦占主导。无花果和葡萄首次出现在森林带。低地冲积平原首次出现农耕聚落，作物组合以带壳小麦和大麦为主，但环境条件迥异。

晚期铜石并用时代： 高地作物多样性降低，小扁豆减少，带壳小麦和大麦成为共主导作物。亚麻几乎消失。低地遗址同样以带壳小麦和大麦为主。海枣果实在低地首次出现。

早期青铜时代： 高地作物组合仍较多样，带壳小麦主导，伴有小扁豆和需水较高的裸麦。低地海枣成为主导果树，大麦通常超过带壳小麦。灌溉系统证据增多，芝麻首次出现于考古植物遗存中。

中期/晚期青铜时代： 高地作物多样性总体维持，但大麦比例增加。低地带壳小麦进一步衰退，大麦值经常超过80%，形成近乎单一栽培。果树方面，高地以无花果和葡萄为主，低地几乎只有海枣。

铁器时代至伊斯兰时期： 低地农业继续以大麦和海枣为主导，但裸麦在三个公元前一千纪的遗址中达到一定数量。高地作物组合更加混合，无花果、葡萄和野生阿月浑子常见，大麦仍普遍但多种其他大田作物局部丰富。

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果凸显了伊拉克高地和低地地区农业模式的鲜明对比，以及农耕社区在过去一万年间应对重大气候变化的方式。高地以相对广泛的作物谱为特征，尽管青铜时代晚期作物谱收窄并向大麦转移，但这种转移远不及邻近地区显著。低地的作物代表模式则完全不同，只有带壳小麦和大麦成功转移到冲积平原，成为乌拜德时期定居和扩张的两大支柱。低地作物的成功种植需要对高地农业技术进行适应，并发展灌溉等水资源管理策略。尽管灌溉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气候变化对农田的影响，但也加剧了土壤盐渍化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果完全依赖于已发掘的材料和背景，不一定代表田间种植的全部作物范围。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旨在综合评估伊拉克新旧古植物学数据，以识别区域和年代模式，并指出现有数据的空白以供未来研究解决。尽管2010年前大多数遗址所采用的采样和处理策略可能导致潜在的偏差，但研究结果为建立新的解释框架提供了证据基础。2010年以来更系统采集的数据集显示，古植物学正日益被纳入项目的研究问题之中。本文清楚证明了系统回收植物遗存作为伊拉克社会发展必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整理和评估现有古植物学数据使建立大规模、长时段的作物种植变化框架成为可能。未来工作需要进一步细化作物鉴定，并结合稳定同位素分析和作物杂草生态学以获取更多作物生长条件的信息。随着伊拉克田野工作的增加，将古植物学系统采样纳入农业策略的重大研究问题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数据极为有限的干燥草原区，亟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