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绩效反馈与绿色创新：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green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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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绩效不达标与绿色创新之间呈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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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绩效超额完成与绿色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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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冗余削弱了这两种非线性关系。

引言

近期企业行为理论（BTOF）研究表明，企业对绩效反馈的响应在负面信号和正面信号之间存在差异，且可能呈线性或曲线模式（Tian等，2024；Ye等，2021；Zhao等，2025）。在企业行为理论中，企业使用参考点来评估绩效，实际绩效与这些参考点之间的差异会产生绩效反馈，进而引导后续的搜寻和适应行为（Cyert和March，1963；Shinkle，2012）。经典的企业行为理论预测，当财务绩效低于抱负水平时，搜寻行为会单调递增（Cyert & March，1963）。然而，较新的研究表明，这些响应往往是非线性的且具有领域依赖性（Audia和Greve，2006；Kuusela等，2017；Ref和Shapira，2017）。轻微的差距可能导致惯性或谨慎，而更严重的差距则可能触发积极的问题导向式搜寻，从而产生U型模式（Baum & Dahlin，2007）。同样，强劲的表现最初可以激励探索，但随后会抑制搜寻，从而产生倒U型模式（Kim等，2009；Lant和Mezias，1992）。综合来看，该文献揭示出企业对绩效反馈的响应并不是一致的；相反，其适应行为既取决于绩效偏差的方向，也取决于偏差的程度。

然而，对于企业如何响应环境绩效反馈——这一日益重要但研究不足的组织绩效维度——我们所知甚少。这一研究空白的重要性在于，企业对环境信号的响应塑造了其绿色创新（GI）活动。绿色创新被定义为开发或采用产品、流程、技术或实践以减少环境危害并改善生态绩效的努力，例如降低排放、提高资源效率和减少废弃物（Meng等，2024）。先前的研究已确定了一系列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包括监管压力、补贴、公众关注、外部知识（Arfi等，2018；Cheng等，2025；Zhang等，2020），以及领导或组织特征（Begum等，2022；Fang和Li，2024）。然而，该研究对于企业如何解读自身环境绩效并据此调整绿色创新提供了有限的见解。关于这一联系，现有证据也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负面的环境绩效反馈会促进绿色创新（如Sun等，2024），而其他研究则报告相反的结果（如Meng等，2024）。这些混合发现表明，企业对环境绩效差距的响应存在异质性，这取决于它们如何解读相对于抱负水平的绩效。此外，先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负面反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绩效超出抱负水平时的响应。因此，我们仍然很少了解企业在低于和高于抱负水平两种条件下的响应方式，以及这些响应如何塑造绿色创新决策。

这一研究问题仍未解决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环境绩效反馈在理论上不同于财务绩效反馈，而后者是企业行为理论研究的主要焦点。财务绩效是企业内部产生的，可以进行经济量化，并与基于效率的评估相关联（Chen和Miller，2007；Ref和Shapira，2017），使企业能够直接根据明确的参考点推断反馈。环境绩效虽然也与经济效率相关，但缺乏这样的基准；它是外部评估的，带有规范性色彩，并嵌入在合法性压力之中（Meng等，2024；Zhang等，2023）。在这些更为模糊的条件下，企业严重依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尤其是那些将部分身份认同归于组织的特定利益相关者的期望（Zavyalova等，2016）。因此，环境信号不如财务信号精确，更具社会建构性，也更易受到异质性利益相关者解读的影响，使反馈到搜寻的机制对效率和合法性关切、外部关注以及时序不确定性都很敏感。

这些特征意味着，企业对环境信号的响应与对财务绩效反馈的响应不同，而后者可直接为搜寻行为提供信息。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合法性收益不会与环境绩效差距成比例地变化，企业不太可能对所有低于和高于抱负水平的绩效表现做出一致的响应。重要的不仅是绩效是低于还是高于抱负水平，还在于它低于或高于抱负水平的程度。小幅和大幅的差距，以及适度的和大幅的超额完成，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含义，会触发不同的搜寻行为。小幅差距可能被视为可以管理的，从而引发有限的调整；而大幅差距则可能加剧关注，促使更强的搜寻和更多的绿色创新。同样，适度的超额完成可能鼓励进一步的绿色创新以维持有利地位，而大幅超额完成则可能降低对额外创新的需求感知。因此，核心研究问题是：不同水平的低于和高于抱负水平的环境绩效如何塑造企业的绿色创新，以及这种关系为何是非线性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的框架，解释企业如何响应环境绩效差距和超额完成，并相应地调整其绿色创新战略。我们认为，小幅差距会抑制代价高昂的创新；而当差距扩大但仍处于中等水平时，管理者可能变得更加犹豫，而非更加积极应对。一旦差距超过临界阈值，企业将越来越多地追求绿色创新，从而产生U型关系。相反，高于抱负水平的绩效最初促进绿色创新，但随着信心和自满情绪的增长，随后会减少投资，从而产生倒U型模式。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组织冗余是指日常运营所需资源之外的资源（Nohria & Gulati，1996），它通过影响管理者对反馈的应对能力和意愿来塑造这些响应（Chen，2008）。

使用2009年至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我们的分析发现：(1) 低于抱负水平的环境绩效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2) 高于抱负水平的绩效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3) 组织冗余对这两种关系均产生抑制效应。

本研究做出了若干贡献。首先，它通过识别环境绩效反馈作为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但尚未充分探索的行为驱动因素，推进了绿色创新研究。其次，它为相对研究不足的正向绩效反馈文献做出了贡献，表明高于抱负水平的绩效并不一致地促进绿色创新；相反，其效应是非线性的且自我限制的——适度的超额完成鼓励绿色创新，但随着边际合法性收益递减，较大的超额完成则减少绿色创新。第三，它通过识别组织冗余作为限制企业适应响应的关键边界条件，深化了对环境绩效反馈如何塑造绿色创新的理解。最后，它通过将环境绩效反馈概念化为一种独特的非财务抱负形式，并揭示出企业响应正负反馈从而调整绿色战略的非线性路径，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

章节摘要

企业行为理论

企业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用于理解企业如何解读绩效反馈并相应地调整其战略行为（Cyert & March，1963）。其核心在于，企业行为理论将企业视为目标导向的主体，持续地将实际绩效与内部定义的抱负水平进行比较——这些抱负水平是管理者认为可接受的绩效基准（Yu等，2019）。这些抱负水平作为评估成功或失败的参考点，并且

样本与数据

我们的样本由2009年至2023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组成。财务和基础企业层面信息来自中国股市与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这是中国上市公司最常用的研究数据库之一。CSMAR提供全面的股票市场、会计和公司治理数据，其广泛的覆盖范围和长期使用情况使其成为中国企业层面财务和会计信息的标准来源（Cheng等

主要结果

表1展示了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绿色创新的均值为8.45，表明企业平均每年申请8.45项绿色专利。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最大值为2.9，远低于通常的10的阈值，表明多重共线性不是问题。

表2报告了低于抱负水平的绩效与绿色创新的结果。模型1仅包含自变量PB和PB²。模型2增加了调节变量组织冗余和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对研究实践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的发现通过将企业自身的环境绩效反馈纳入绿色创新行为的解释中，丰富了绿色创新文献。先前的研究已确定了许多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法规（Zhang等，2020）、补贴（Xia等，2022）、公众关注（Cheng等，2025）和外部知识（Arfi等，2018），以及内部驱动因素，如组织特征和CEO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Yiwei Su：撰写——初稿、方法论、概念化。Mingyu Tian：软件、方法论、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整理。Chengqi Wang：撰写——审阅与编辑、形式分析、概念化。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任何已知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利益或关系可能被认为会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致谢

本文由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ZR2024QG254 & ZR2026QC2320Z）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批准号：72332005）资助。

Yiwei Su是山东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她的研究聚焦于企业战略，特别关注联盟网络、企业创新、企业行为理论和绿色创新。

Yiwei Su|Mingyu Tian|Cheng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