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s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capital and provincial areas,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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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蒙古国正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已有研究记录了城乡之间在健康知识和生活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大学生处于建立长期健康行为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与其当前及后续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比较蒙古国乌兰巴托与省际地区大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
**背景** 蒙古国正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已有研究记录了城乡之间在健康知识和生活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大学生处于建立长期健康行为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与其当前及后续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比较蒙古国乌兰巴托与省际地区大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
**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选取乌兰巴托三所高校作为研究现场。使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II评估并比较健康促进行为。总样本量为827人（乌兰巴托352人，省际地区475人）。研究人员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使用独立t检验比较不同来源地参与者的评分。
**结果** 结果显示，受学生来源地影响，特定分量表存在显著差异。乌兰巴托学生（平均值=2.74，标准差=0.42）报告的饮食实践显著优于省际地区学生（平均值=2.63，标准差=0.31），t(825)=4.05，p < 0.001，d=0.29。相比之下，省际地区学生在压力管理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更高（t(825) = -2.98，p < 0.05，d = -0.21）。
**结论** 蒙古国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因其地理来源而异，表明需要分别针对省际学生的营养不足和城市学生的压力管理不足采取干预措施。鉴于项目层面分析的探索性特征，在得出任何明确结论之前，这些发现需进一步重复验证。
**蒙古国首都与省际地区大学生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一项横断面调查**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是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蒙古国是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约350万，其中超过半数居住于首都乌兰巴托。既往研究指出，年轻人更容易做出负面健康决策，如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烟酒使用以及压力水平升高。大学阶段被视为过渡期，同伴群体和社交媒体对学生的认知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情感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这一阶段尤为关键，因为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时期，相对年轻且健康的状态容易导致其对自身健康的忽视。作为未来组织、协会和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学生在大学期间开始建立独立的健康选择，这些选择将影响其生活方式和表现。
地理位置上不同的人群展现出不同的行为趋势和规范。因此，评估特定人群中的生活方式行为对于生成相关健康数据至关重要。过去三十年间，蒙古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经济和流行病学转型，显著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模式。既往研究持续确认了城乡之间在健康知识和行为方面的显著差异。在2023-2024学年，蒙古国高校共注册学生145,345人，其中大部分（136,056人）集中在乌兰巴托，这意味着省际来源的学生通常为接受高等教育而迁移至首都。因此，根据学生的地理来源（乌兰巴托本地与省际地区）进行比较，实质上反映的是其在早年生活环境、家庭健康相关习惯及中学健康教育方面的差异，而非当前居住地的差异。在共同就读于首都城市大学环境的背景下，这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II（HPLP-II）已被全球广泛用于评估不同学生群体。然而，在蒙古国，大多数关于年轻成人健康的研究仅聚焦于单一行为或特定健康结局，缺乏HPLP-II所提供的全面、多维视角。城市与省际背景学生在健康促进行为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程度仍不明确。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利用HPLP-II量表比较乌兰巴托与蒙古国省际地区大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并提出假设：学生来源地的环境、文化和社会人口学背景差异将导致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4年4月至5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三所公立高校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分别是蒙古国立教育大学（MSUE）、蒙古国立大学（NUM）和蒙古科技大学（MUST），采用便利抽样方法。研究经塞格德大学教育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编号：9/2024）。研究工具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问卷及经跨文化调适的蒙古文版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II。原版量表由Walker和Hill-Polerecky编制，包括6个分量表共52个条目。经标准翻译程序和文化调适后，将健康责任分量表中两个含义重叠的条目合并，最终蒙古版包含51个条目，使用四点频率量表评分，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0。数据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使用描述性统计报告学生特征频率及各量表均值和标准差，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来源地学生的得分差异，采用Cohen's d计算效应量，分量表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的α水准（p<0.008）。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健康责任分量表**：两组学生在健康责任分量表总均分上无显著差异，乌兰巴托学生（M=2.27, SD=0.51）与省际地区学生（M=2.33, SD=0.47）得分相当。但条目层面分析显示，省际地区学生参加个人健康护理教育项目及阅读或观看健康相关媒体的频率更高，而乌兰巴托学生在每月自检体重方面的参与度更高。
**（二）营养分量表**：乌兰巴托学生（M=2.74, SD=0.42）的营养总均分显著高于省际地区学生（M=2.63, SD=0.31），t(825)=4.05, p<0.001, d=0.29。条目分析显示，乌兰巴托学生在每日摄入3-5份蔬菜、每日进食早餐、摄入充足蛋白质、避免饱和脂肪、每日摄入2-4份水果以及摄入乳制品方面均显著优于省际地区学生。
**（三）身体活动分量表**：经Bonferroni校正后，两组的身体活动得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t(825)=-2.02, p=0.04, d=-0.14。省际地区学生在达到目标心率（Q25）、在运动中检查脉搏率以及遵循计划运动方案方面表现出更高的倾向性。
**（四）精神成长分量表**：乌兰巴托学生（M=2.73, SD=0.60）与省际地区学生（M=2.79, SD=0.51）在整体精神成长得分上无显著差异，t(825)=-1.59, p=0.112, d=-0.10。条目层面显示省际地区学生更多地期待未来，而乌兰巴托学生则更频繁地参与新体验和挑战。
**（五）人际关系分量表**：两组在人际关系总分上无显著差异，t(825)=0.76, p=0.45, d=0.06。乌兰巴托学生较高频率地赞扬他人的成就。
**（六）压力管理分量表**：省际地区学生（M=2.62, SD=0.55）的压力管理得分显著高于乌兰巴托学生（M=2.50, SD=0.57），t(825)=-2.98, p<0.001, d=-0.21。省际学生在充足睡眠、每日放松时间、时间平衡以及疲劳管理等方面的实践明显更为频繁。
**四、讨论总结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呈现了蒙古国大学生健康促进行为的地理来源差异模式。值得关注的是，健康责任分量表在两个群体中均得分最低，这一发现与在美国、台湾、日本、克罗地亚、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高度一致，提示这可能在成年过渡期是一个普遍的预防性自我照护缺陷。乌兰巴托学生在营养维度上的优势可能与首都食物获取便利性、食物种类和价格可及性有关，而省际地区学生面临食物可获得性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时依赖的传统饮食虽然健康营养但与HPLP-II所强调的多样性存在差异。省际学生在身体活动方面的优势可能反映其以体力劳动和户外活动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乌兰巴托学生更好的体重检查习惯可能反映了城市文化中对身体形象和预防性自我照护的规范。省际学生的压力管理优势可能源于住在远离父母的宿舍或出租屋中，需要应对更多的日常生活需求，因此形成更具结构性的日常安排。另外，乌兰巴托学生吸烟率显著更高（20.7%对14.1%），与此前蒙古国国家调查结果一致，可能与首都地区烟草营销、经济可负担性及社会环境中同伴压力的增加有关。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建立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存在社会期望或回忆偏倚；研究仅在乌兰巴托的三所公立大学中选取，可能限制了对其他机构或地区学生的普遍适用性；省际学生的当前健康行为可能同时反映了其成长环境和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两组学生所属高校分布不均衡，可能使观察到的差异归因于学校层面的特定因素而非单纯的地理来源。
研究结论指出，蒙古国大学生的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可能反映其地理来源，城市和省际学生之间存在不同特点。乌兰巴托学生营养得分较高，而省际学生在压力管理方面得分较高。然而，所有效应值均低于d=0.40，表明组间行为差异在量级上有限，来自首都和省际地区的学生在健康促进行为生活方式上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这些发现提示，城市学生可能受益于额外的压力管理支持，省际学生则可能有更多的膳食需求。同时，蒙古国大学有必要实施健康促进项目，培养学生在健康素养、自我监控和主动利用医疗保健资源方面的技能。考虑到研究设计的横断面特性，上述解释应视为后续研究的假说而非因果关系。承认这些关联模式，有助于蒙古国大学开展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健康促进策略，以更有效支持全体学生的整体健康与学业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