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的不对称性：感知到的有害服务在塑造人类对鸟类的容忍度方面超过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益处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The asymmetric nature of coexistence: perceived disservices outweigh ecosystem service benefits in shaping human–bird tolerance

　　在人为主导的景观中，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从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的容忍度。尽管生态系统服务（ES）范式假设认识到自然的好处能够促进容忍，但生态系统服务、相关价值以及感知到的生态反服务如何相互作用以塑造态度，仍缺乏充分的整合研究。这一差距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共享景观的地区尤为显著，例如喜马拉雅山东部。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使用印度干格钦佐纳景观的家庭调查数据（n = 526），评估了人类对鸟类容忍度的驱动因素，此处将容忍度定义为尽管感知到成本或负面互动，仍愿意接受野生动物存在的意愿。研究运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信息论框架下的交互作用检验，分析了人类与鸟类互动的多个维度及其影响。受访者普遍表现出对审美、文化和关系性效益的强烈认知。然而，感知到的生态反服务成为容忍度的主要且一致的负向预测因子。关键在于，交互作用分析未发现生态系统服务效益能够缓冲生态反服务负面效应的证据，表明态度形成过程中存在一种不对称的、非补偿性的结构。此外，特定的功利性效益，尤其是害虫防治，出人意料地与容忍度降低相关联，凸显了农业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复杂性。在社会人口学变量中，只有更高教育水平一致地预测了更高的容忍度。这些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证据，挑战了加强自然正面评价即可自动促进共存的普遍假设。感知到的成本超过效益，以及功利性关联中出现的意外模式，凸显了以效益为核心的框架的局限性。因此，推进工作景观中的保护工作，需要采取明确应对和减少当地民众所经历的生态反服务和负面互动的措施，而非主要依赖增强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