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Self-control strategies to reduce meat consumption: An ecological momentar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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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越来越多的个体旨在减少肉类消费，但实施这一目标颇具挑战性。自我控制策略可能支持这一改变，但其有效性仍缺乏充分研究。本研究考察提供自我控制策略是否能够支持有动机的个体减少肉类摄入。基于自我控制的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of self-cont
摘要：越来越多的个体旨在减少肉类消费，但实施这一目标颇具挑战性。自我控制策略可能支持这一改变，但其有效性仍缺乏充分研究。本研究考察提供自我控制策略是否能够支持有动机的个体减少肉类摄入。基于自我控制的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of self-control），研究人员检验了情境策略（situational strategies）是否优于内省策略（intrapsychic strategies）。此外，研究人员还检验了两种策略类型的组合是否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策略更有效。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生态瞬时干预（ecological momentary intervention），包括基线期（第1周）、干预期（第2–4周）和随访期（第9周）。参与者为156名经常食用肉类且旨在减少肉类摄入的德国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四个组之一：在干预期内，他们分别接受无策略、内省策略、情境策略或两种策略兼有。肉类消费量（以克为单位）通过每日末报告进行测量。两部分多层模型（two-part multilevel models）显示，接受策略（相对于无策略）以及接受两种策略家族（相对于单一策略）增加了干预期内无肉餐的几率，但并未减少总体肉类消费量。所有组在研究参与期间均有意义地减少了肉类消费，甚至持续到1个月随访期。研究结果挑战了过程模型的关键预测，并为未来日记式干预的设计提供了信息。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高收入国家，大量肉类消费对公共健康和环境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人类的福祉构成严重风险。具体而言，红肉和加工肉类的高摄入是非传染性疾病（如冠心病、2型糖尿病和某些类型癌症）以及总体死亡率的危险因素。此外，动物性食品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植物性食品的两倍，畜牧业还显著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了气候变化。为满足健康和可持续饮食的推荐要求，高收入国家需要将肉类消费量减少一半以上。
近年来，人们对肉类生产和消费负面后果的认识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体报告愿意减少肉类消费。然而，形成意图很少足以实现行为改变。跨领域研究表明，人们仅能实现约一半的意图，这一现象被称为意图-行为差距（intention–behavior gap）。在饮食行为领域，个体甚至常常无法实现在仅3小时前陈述的意图。意图-行为差距同样适用于减少肉类消费的意图。来自英国和德国的研究表明，某些情境特别挑战减少肉类摄入意图的实施，例如在外就餐、与他人共餐、晚餐时段、周日、特殊场合或烧烤时，以及肉类渴望较高时。这些发现凸显了需要支持有动机的个体以与其目标一致的方式行动的干预措施。
自我调节在行为改变的后意图、意志阶段至关重要，包括目标设定、计划、监测和自我控制等技术。已有研究表明，自我调节干预可以支持肉类消费的短期减少。然而，现有研究尚未专门考察自我控制的作用。自我控制是自我调节的一部分，当长期目标与瞬时欲望竞争时，自我控制变得相关。自我控制策略是帮助个体将长期目标置于短期满足之上的手段，其使用与跨领域的目标达成成功相关。因此，自我控制策略可能在支持旨在减少肉类消费的个体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自我控制的过程模型区分了两种广泛的自我控制策略类型：情境策略和内省策略。情境策略包括情境选择（选择特定情境）和情境修改（改变情境的某些方面）。内省策略包括注意部署（将注意力引导至/远离某些方面）、认知改变（重新构建对诱惑的思考方式）和反应调节（使用意志力）。由于情境策略通常在自我控制冲突出现之前使用，可以预防冲突的产生，该模型假设它们比内省策略更有效。然而，实证证据不一。此外，研究表明应关注不同策略在不同情境中的有效性，拥有可灵活应用的大量策略工具箱似乎尤为重要。据此，提供两种类型的自我控制策略可能比仅教授一种更有效。
本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通过关注行为改变的后意图、意志阶段，考察在日常生活中提供自我控制策略是否比不提供策略更能支持肉类消费的减少。第二，检验情境策略是否比内省策略更有效。第三，检验提供两种策略类型是否比单独提供任何一种产生更大的减少效果。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预注册的9周纵向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采用生态瞬时评估/干预（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intervention）方法，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mPath实施。研究包括基线期（第1周）、干预期（第2–4周）和随访期（第9周）。基线后，参与者按1:1:1:1比例随机分配至四个组：无策略组、内省策略组、情境策略组或两种策略兼有组。参与者来自德国大学，通过邮件列表和传单招募，共156名经常食用肉类且有志减少肉类摄入的学生纳入最终分析。肉类消费量（克）通过每日末日记报告测量，参与者需报告早餐、午餐、晚餐和零食中是否食用肉类及食用克数。由于数据具有嵌套结构（肉类消费在个体内重复测量），研究人员使用两部分多层模型（two-part multilevel models）进行分析，该模型能够区分是否食用肉类的概率（零部分）和食用肉类时的份量（连续部分），使用R包brms进行贝叶斯推断。
三、研究结果
（一）短期效应
研究人员比较了基线与干预期之间的肉类消费。零部分模型显示，基线时59%的主餐为无肉餐，干预期内无肉餐的几率是基线的1.75倍，从59%增加到72%。支持H1a，策略组参与者无肉餐几率增加幅度大于对照组（exp[0.24]=1.27）。与H2a相反，情境组和内省组在时间变化上没有可靠差异。支持H3a，组合策略组无肉餐几率增加幅度大于单一策略组（exp[0.33]=1.39）。连续部分显示，基线时食用肉类时每餐约112克，干预期内每餐肉类量减少约11%，平均为99克。然而，各组在份量减少方面没有可靠差异。边际期望值显示，所有组均从基线到干预期有意义地减少了每餐肉类消费，但组间差异不显著。
（二）长期效应
研究人员比较了基线与随访期之间的肉类消费。零部分显示，随访期无肉餐的几率是基线的1.99倍。H3b得到支持，组合策略组无肉餐几率增加幅度大于单一策略组（exp[0.46]=1.58）。连续部分仅阶段是可靠预测因子，从基线到随访期，每餐肉类量减少约10%。所有组均从基线到随访期有意义地减少了肉类消费，但组间差异不显著。
（三）次要结果
探索性分析显示，所有组的饮食满意度增加，肉类饮食习惯强度从基线到干预期和随访期均下降。情境策略组在干预后表现出更高的主观目标进展、更强的减少肉类消费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增强，以及更强的增加全谷物摄入PBC。随访后，情境策略组仍表现出更高的主观目标进展，且习惯强度下降更大。组合策略组与单一策略组相比，习惯强度下降更大。
四、讨论与结论
所有条件下的参与者均从基线到干预期大幅减少了肉类摄入，并在1个月随访时维持了这些减少，同时伴随肉类饮食习惯强度的下降和饮食满意度的提高。对照组的有意义肉类减少可归因于多个方面：参与者有动机减少摄入、在研究开始时报告了意图（单纯测量效应）、被明确指示减少消费（目标激活）、可能自行找到并应用了有效的自我控制策略，以及每日肉类日记构成了自我监测。自我监测是自我调节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提高对当前行为的意识并实现与个人目标的比较来促进行为改变。对照组作为保守基准，捕捉了自我控制策略在监测效应之上的额外效果。
提供策略产生了特定益处：接受策略（相对于无策略）和接受两种策略类型（相对于仅一种）增加了干预期内无肉餐的几率。然而，策略提供并未转化为总体消费减少（克数）的可靠组间差异。这表明策略可能主要有助于二元食物选择（肉类与非肉类），而非在已选择肉类时缩减份量。可能的原因是干预信息强调避免肉类而非减少份量，且肉类通常以固定数量消费。研究人员未发现干预通过增加肉类份量而产生反效果的证据。
情境策略并未在主要行为结果上优于内省策略，这与过程模型的关键预测相矛盾。这一发现与近期研究一致，当情境修改与认知改变比较时，或当多种情境策略与多种内省策略比较时，未发现"越早越好"假设的证据。组合策略条件在短期无肉餐增加方面表现更强，为更广泛的策略工具箱可能有益的观点提供了部分支持。
该研究具有多项方法学优势，包括理论驱动、预注册的随机对照生态瞬时干预设计，重复行为评估能够敏感检测短期和长期个体内变化，新颖的两部分多层建模方法能够区分对无肉餐概率和份量的干预效应，以及遵循开放科学实践。局限性包括样本为大学生群体限制普适性，每日自我监测的强效应可能减少了组间差异并掩盖了策略特异性效应，绩效挂钩的货币补偿可能增加了参与度，消息打开虽被记录但策略使用未直接评估，肉类消费为自我报告，且未评估其他食物类别。
研究结论指出，每日自我监测是持续行为改变的有力驱动因素，自我控制策略提供了小幅额外益处，主要通过增加无肉餐的可能性而非减少总体摄入量。情境策略未在主要行为结果上优于内省策略，挑战了自我控制过程模型的核心预测。与工具箱理论一致，提供更广泛的策略范围可能比依赖单一策略类型更有益。这些结果对数字饮食干预的设计具有实际意义：每日自我监测似乎是可扩展且有效的核心组成部分，当纳入自我控制策略时，应同时针对无肉餐选择可能性和份量减少，干预可能受益于提供多样化的经验证策略而非依赖单一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