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Double-edged sword of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chain leader system and corporate green low-carb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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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中国的链长制（Chain Leader System, CLS）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产业治理制度安排。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检验了CLS如何影响企业
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中国的链长制（Chain Leader System, CLS）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产业治理制度安排。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检验了CLS如何影响企业绿色低碳创新（green low-carbon innovation）。结果表明，CLS的实施显著增加了绿色低碳专利的数量产出。机制分析提供了与两个互补渠道一致的证据：通过政府绿色采购（government green procurement, GGP）产生的更强需求，以及企业绿色供应链关系更大的稳定性。积极的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CLS的实施与更大的供应链本地化相关联。这些模式伴随着更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CEI）和更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综合来看，这些发现突显了国家主导产业治理的资源动员优势与市场一体化和效率潜在成本之间的权衡。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朝着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变，而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这一进程的核心目标。然而，企业的绿色转型面临着技术升级与供应链重构双重挑战：外部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脱钩风险和技术封锁加剧了对国内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的担忧；内部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市场分割则持续制约着高效跨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调整。绿色低碳技术通常涉及巨额前期投资、漫长开发周期、技术不确定性以及正外部性，因此其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创新意愿，更依赖于能否有效解决需求不确定性和产业链层面的协调失灵问题。
链长制（Chain Leader System, CLS）正是应对上述协调难题的一项独特制度安排。它并非主要通过宽泛的行业目标或传统的企业补贴运作，而是指派高级别地方官员负责特定产业链，使其能够围绕产业链发展目标协调企业、政府部门及要素配置。在绿色转型语境下，这种行政协调可通过需求和供给两侧发挥作用：政府绿色采购（Government Green Procurement, GGP）可扩大低碳产品需求并降低商业化不确定性；政府促进的上下游企业协调则可支撑更稳定的供应链关系。
然而，这种协调能力也蕴含着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张力——用于减少需求不确定性和企业间协调成本的同一行政权力，也可能影响企业、资源和交易在辖区间的配置。由于负责推动产业链发展的地方官员仍嵌于区域竞争体系之中，更强的协调可能伴随着更强的地方偏好。现有研究虽已对河长制等地方环境治理形式及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重要证据，但关于CLS如何通过具体需求和供给侧机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以及行政动员在扩大绿色创新产出的同时是否伴随供应链本地化、策略性创新行为和更广泛的效率代价，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构建分析框架，利用2011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四个主要渠道：企业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特征来自CSMAR数据库；专利信息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专利数据库；城市级CLS实施情况通过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实施方案和政策文件手工识别获取；政府绿色采购数据来自中国政府采购网。最终样本包含32,45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
因变量为企业绿色低碳创新（GLCP），依据CNIPA 2022年发布的《绿色低碳技术专利分类体系》，通过IPC分类号与文本关键词相结合的Python匹配程序进行识别，并以企业绿色低碳专利申请数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核心解释变量CLS为二元变量，城市实施该制度后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规模、杠杆率、盈利能力、经营现金流、投资支出、股权集中度和两职合一等标准指标。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Baseline Results and Robustness Tests）
通过DID模型估计发现，CLS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低碳专利的产出，系数β在统计上显著为正。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测度、排除同期政策干扰、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3.2 机制分析（Mechanism Analyses）
机制检验证实了两个互补渠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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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渠道（H2a）：CLS通过增加政府绿色采购（GGP）来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创新。政府绿色采购为企业提供了初始市场需求，降低了绿色技术商业化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励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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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渠道（H2b）：CLS通过增强企业与绿色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来促进创新。行政协调减少了企业在寻找合适合作伙伴时的搜索与匹配成本，提高了供应链关系的持续性，进而鼓励企业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协作研发。
3.3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
分组检验表明，CLS的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这反映了资源依赖逻辑——与地方政府联系更紧密或拥有更多资源优势的企业，对CLS所释放的政策信号反应更为积极。
3.4 效率代价分析（Efficiency Implications）
研究发现CLS的实施带来了潜在的效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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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本地化与市场分割（H3a）：CLS显著增加了供应链本地化程度，即企业倾向于与同地区供应商和客户建立业务关系。这虽然提升了本地供应链稳定性，但也可能强化区域市场分割，限制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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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创新与环境绩效背离（H3b）：尽管绿色专利数量增加，但企业碳排放强度（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CEI）上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下降。这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迎合政策考核目的进行策略性创新，专利产出与实际环境绩效之间存在脱节，行政动员带来的资源扩张甚至可能延续了高碳生产模式。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行政动员在推动绿色创新方面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CLS通过政府绿色采购创造稳定需求和稳定绿色供应链关系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绿色专利产出；另一方面，这种行政协调也导致了供应链本地化加剧、碳排放强度上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效率损失。这些发现表明，评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不能仅仅看可观察的创新产出是否增长，还必须考虑其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实际环境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综合来看，这些发现突显了国家主导产业治理的资源动员优势与市场一体化和效率潜在成本之间的权衡。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