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y and Grow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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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通过扩展传统索洛增长框架（Solow growth framework），纳入制度质量与创新容量，考察了八个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国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
研究人员通过扩展传统索洛增长框架（Solow growth framework），纳入制度质量与创新容量，考察了八个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国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研究人员估计了四个异质性面板模型：纯索洛模型（Pure Solow Model）、索洛+经济自由模型（Solow + Economic Freedom）、索洛+研发能力模型（Solow + R&D Capacity）以及索洛+经济自由+研发能力模型（Solow + Economic Freedom + R&D Capacity）。考虑到跨国间的横截面依赖（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与斜率异质性（slope heterogeneity），研究人员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均值组（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Mean Group, SUR-MG）方法估计模型。此外，还使用了CCE-CADF面板协整检验来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积累与CEE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仍显著相关。然而，扩展模型显示，制度质量与创新容量在传统索洛框架之外提供了额外的解释力。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而研发能力（R&D capacity）通过支持知识创造和技术发展促进长期增长。同时纳入经济自由与研发能力的完全增广模型具有最高的解释力，凸显了制度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互补作用。此外，2004年后欧盟扩大（EU enlargement）效应在所有模型设定中均为正向且显著，表明欧洲一体化通过市场整合、外国投资、制度改革和技术转让支持了经济转型。研究结果还表明，CEE经济体的可持续趋同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积累，还需要更强的制度和更强的创新能力。
本文围绕技术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展开，针对传统索洛增长模型将技术视为外生因素、且难以解释长期人均产出差异的问题，研究人员将制度质量与创新能力纳入分析框架。研究背景源于CEE国家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结构性变革。由于这些国家在地理、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高度关联，忽略横截面依赖可能导致有偏推断。为此，研究人员利用八个中东欧国家1996—202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了四个扩展索洛增长模型，考察物质资本积累、经济自由、研发能力及2004年后欧盟扩大效应对人均产出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制度质量与创新能力提供了显著的额外解释力；经济自由与研发人员投入均正向影响产出；欧盟扩大效应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该研究表明，CEE经济体实现可持续趋同需同时依赖资本深化、制度强化与创新体系建设。
方法层面，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以及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研究人员使用Breusch–Pagan LM、Bias-adjusted LM和Pesaran LM CD检验确认横截面依赖，并通过Swamy、Delta和Adjusted Delta检验确认斜率异质性，因此采用允许国家间扰动项相关且参数异质的SUR-MG估计器；同时使用Pesaran CIPS面板单位根检验确认变量为I(0)或I(1)过程，并以考虑共同因子的CCE-CADF面板协整检验验证长期均衡关系；样本包含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八个国家。
以下为SUR-MG估计结果的核心内容。资本积累效应：在四个模型设定中，人均总资本形成（lnGE）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系数由纯索洛模型的0.5834逐渐下降至完全增广模型的0.4792，说明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基础，但其一部分效应被制度和创新因素所吸收。经济自由的作用：经济自由指数（lnEF）在模型2、模型4中正向显著，系数分别为0.8390和0.5652，表明更好的制度环境通过保护产权、改善投资条件、激励创业和资源有效配置促进产出。研发能力的作用：研发人员数量（lnRD）在模型3、模型4中正向显著，系数为0.2740和0.2545，支持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核心命题。研发能力与经济自由的联合作用：完全增广模型中两个变量均保持显著，说明制度环境与创新活动互补，研发提供技术基础，经济自由则创造将知识转化为产出的条件。2004年后欧盟扩大效应：欧盟扩大虚拟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从0.1995降至0.1654，表明欧洲一体化通过贸易、FDI、制度协调和技术转让带来结构性收益。模型整体解释力从基准模型的94.15%上升至完全增广模型的97.82%，证实扩展框架更完整。
讨论部分将本文结果与既有文献相联系。研发的正向效应与Guellec和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关于OECD国家R&D对多要素生产率（MFP）贡献的发现一致，也与Sakurai等人关于国内外技术扩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研究相符。制度质量的作用则与转型经济体中制度深化改革与生产率收敛的证据吻合。欧盟一体化的积极影响与Kutan和Yigit关于新成员国追赶EU-15水平的结论，以及Campos等人有关欧盟成员国身份带来约10%人均收入提升的估计一致。进一步地，制度与创新的互补性说明，欧洲一体化不仅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还通过制度变革与技术吸收渠道产生长期增长效应。
研究结论强调，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解释CEE经济体的长期绩效差异。制度质量通过改善商业环境、强化市场效率和投资激励促进增长；研发能力则通过知识创造和技术进步驱动生产率提升；欧盟扩大虚拟变量的显著效应表明，一体化带来的市场整合、资本流入、制度协调和知识溢出共同促进了结构性转型。政策上，CEE国家应继续深化欧盟一体化，同时加强制度质量、研发投资、产学研合作及人力资本建设，以将一体化红利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率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