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ENVIRONMENTAL ETHICS》：Cellular Agriculture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Speaking of Animals in an “Animal-Free” Future
编辑推荐：
细胞农业承诺了一个“无动物”的食品生产未来，它在延续消费方式的同时对生产进行彻底重组：肉类、鱼类、乳制品等人们熟悉的动物源性食品仍将可得，但不再涉及屠宰、圈禁、捕捞以及与常规动物农业和渔业相关的生态负担。然而，尽管其频繁承诺“无动物”生产，动物在该新兴领域中的
细胞农业承诺了一个“无动物”的食品生产未来，它在延续消费方式的同时对生产进行彻底重组：肉类、鱼类、乳制品等人们熟悉的动物源性食品仍将可得，但不再涉及屠宰、圈禁、捕捞以及与常规动物农业和渔业相关的生态负担。然而，尽管其频繁承诺“无动物”生产，动物在该新兴领域中的位置仍未得到充分审视。本文对细胞农业总称下的三种生产范式——培养肉与鱼、精准发酵，以及用于乳品生产的乳腺上皮细胞（MECs）培养——进行了批判性动物伦理分析。本文的核心主张是：动物在细胞农业相关讨论中的边缘化并非次要的疏忽，而是一个构成性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当这些技术主要被置于可持续性、可扩展性、监管和消费者接受度等框架中进行评估时，动物可能被用以使创新合法化，却又同时从其评价中消失。因此，负责任的细胞农业伦理必须追问：这些技术如何重构动物的工具化、对动物身体的依赖，以及人与动物关系。将动物带回讨论，并不意味着在已然拥挤的领域中再添加一个利益相关方；它意味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新思考新兴食品技术的伦理反思，并增强公共与政策审议的可信度。
**论文解读：动物在细胞农业中的隐没与伦理重构**
### 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细胞农业被广泛宣传为一种“无动物”的食品生产未来方案，其核心技术路径包括培养肉与鱼、精准发酵，以及基于乳腺上皮细胞（MECs）的细胞培养乳。该领域承诺在维持消费者既有饮食习惯的同时，消除常规畜牧业和渔业中的屠宰、圈禁、捕捞及生态破坏问题。但一个关键盲区在于：尽管细胞农业以“造福动物”为重要叙事，动物本身在其技术实践和伦理讨论中却长期缺席。既有文献集中于消费者接受度、技术经济评估、可持续性、监管和市场发展，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追问：动物在这些“无动物”生产系统中是否真的被排除，还是以新的形式被进一步工具化？这种缺席是否只是表面遗漏，还是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伦理与政治缺陷？
本文的核心主张是，动物在细胞农业讨论中的边缘化并非次要疏忽，而是一个“构成性”问题——即在技术评估主要围绕可持续性、可扩展性、监管和消费者接受度展开时，动物往往被用来赋予创新合法性，却又从评价框架中消失。因此，作者提出，负责任的细胞农业伦理必须考察技术如何重构动物的工具化、对动物身体的依赖以及人与动物关系，从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塑公共与政策讨论的基础。
###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论文围绕三种技术范式展开比较分析，认为“无动物”的许诺在不同技术中具有截然不同的物质形式与伦理意涵。
**培养肉与鱼：动物的物质与本体论隐没**
研究指出，培养肉与鱼的生产虽然以“细胞收获”为叙事起点，但其实际过程始于活体动物的选育、活检和取样。细胞来源策略包括组织活检、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和永生细胞系等，但这些方案均未真正消除对动物身体的依赖。例如，鱼类在活检后常因感染或应激而被实施安乐死，培养鱼仍可能涉及宰杀供体动物。即使是前景广阔的iPSCs和永生化策略，也依赖基因工程、病毒转化等技术，且在主要牲畜物种中尚缺乏稳健的食品级细胞系。作者总结，动物身体在培养肉生产中仍以四种方式存在：作为物质来源、优化对象、伤害位点，以及作为话语中“不在场的中心”。这种“双重隐形”——动物既从肉的文化意义中消失，又在其持续的身体介入上被弱化——使得伦理反思尚未开始便已被话语结构所遮蔽。
**精准发酵乳品：“伦理的”无动物未来？**
精准发酵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微生物（如酵母、丝状真菌或细菌）生产乳蛋白（如酪蛋白、乳铁蛋白和β-乳球蛋白）。与培养肉不同，精准发酵在生产过程中不再需要反复从动物身体提取物质：一旦将目标蛋白的基因序列合成并导入微生物宿主，动物便从物质生产链中消失。作者认为，这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伦理优势——针对培养肉的“动物工具化持续存在”这一核心批评，在精准发酵中不再适用。但论文同时指出，该技术的“动物无关”仅存在于单个生产流程层面，而非整个食品系统层面；它并未自动保证农业中动物总数减少。此外，即便有文献提出动物可与精准发酵共存于“牧民-奶牛合作”模式，这种设想仍须警惕对乳业本身的过度美化。总体而言，精准发酵的伦理意义不仅在于减少伤害，更在于绕过了乳业中强制繁殖、泌乳剥削和最终屠宰的完整关系结构。
**细胞培养乳（EC-Cultured Milk）：与培养肉同样的问题？**
细胞培养乳通过分离乳腺上皮细胞（MECs）并在三维支架系统中培养，使其分泌乳组分。其细胞来源包括活体乳腺活检、屠宰后组织以及乳汁本身。研究显示，尽管乳汁来源相对无创，但屠宰仍是许多基础细胞系最初建立的来源。永生化策略如SV40大T抗原基因导入可延长细胞增殖并维持乳蛋白分泌功能，但MAC-T和BME-UV1等已知永生系在产量、分化效率及全乳复杂度方面仍无法满足工业规模生产。作者以Wilk和TurtleTree等公司为例，指出其“动物福利”话语与“从细胞中提取动物材料”的物质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动物福利被用作动机性叙事，而动物的具体介入却被最小化。因此，细胞培养乳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未来，仍与培养肉一样属于“隐藏式”依赖：动物的消失只是视觉和修辞上的，而非物质上的。
### 关键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批判性动物伦理分析框架，属于理论性和概念性研究，而非实证实验。主要方法包括：（1）话语分析，审视细胞农业的“承诺叙事”及其修辞结构（如“第二次驯化”“技术解决方案主义”）；（2）技术伦理比较，对培养肉、精准发酵和MEC培养乳三种技术路径进行分阶段伦理评估，从细胞来源、生产工艺到最终产品逐一分析动物介入点；（3）案例研究，选取完美日（Perfect Day）、Remilk、Onego Bio、Wilk、TurtleTree等代表性企业，结合其公开声明和技术路线考察动物话语与物质实践的关系；（4）文献综合，整合动物伦理、技术哲学、食品研究和政治生态学领域的理论资源，如Curtin的关系本体论、Verbeek的技术中介理论，以及Cochrane和Coulter的动物劳动伦理。作者未使用实验数据，所有分析均基于已发表的科学文献、公司公开材料及政策文本。
### 讨论与结论
论文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动物消失”的两种分析性区分：一种是“遮蔽”（concealment），即动物身体仍实质参与生产，但在话语和营销中被隐藏，培养肉和细胞培养乳均属此类；另一种是“消除”（elimination），即生产流程中不再需要持续使用动物，精准发酵在单技术层面实现了这一点。作者强调，这种消除仅是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等于食品系统整体的动物使用减少——实际效果取决于技术能否取代常规动物农业，还是仅仅与之并存，甚至推动整体扩张。政治选择（如替代政策、减少目标、农业结构重组）才是决定动物总数变化的关键。
最终，作者指出，动物在细胞农业话语中的相对不可见并非简单的文献空白，而是一种“让该领域在动物问题尚未被真正追问之前便显得伦理上已获解决”的条件。文章呼吁将动物视角纳入新兴食品技术的沟通、治理与伦理反思中，使这一讨论超越当前狭隘的人类中心框架，因为人类利益与动物利益本就纠缠难分。对被排除的动物而言，思考细胞农业的未来，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根本的政治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