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Food & Agriculture》：An exploration of sustainable scaled-up operations for smallholder farms in China: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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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存在的小农生产结构对农业现代化构成重大挑战。本研究采用农场管理视角，以小农户作为主要微观分析单元，探索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结构转型的可行路径。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矛盾——“小农户困境”（Smallholder Dilemma）——被概念化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结
中国持续存在的小农生产结构对农业现代化构成重大挑战。本研究采用农场管理视角，以小农户作为主要微观分析单元，探索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结构转型的可行路径。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矛盾——“小农户困境”（Smallholder Dilemma）——被概念化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约束：每户耕地不足、土地细碎化导致生产成本显著上升、耕地非农化加速以及土地流转政策的系统性失灵。国际比较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的重大进展往往伴随着土地治理、市场制度、农业服务体系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善；然而，各国家案例并未建立普遍的因果序列或可直接转移的量化基准。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适应中国情境的三阶段制度框架。该框架强调在短期内完善土地流转与服务市场机制，在中期建立保护权益且自愿的推—拉（push–pull）机制以支持农业转型，并在长期促进多元化农业生产主体和组织创新。
中国农业长期以小农经营为主，户均耕地规模不足0.6公顷，土地细碎化严重，农业现代化面临结构性障碍。尽管政府长期推行土地流转政策，但农场规模未见实质性扩大，农户数量下降缓慢，形成了所谓的“小农户困境”（Smallholder Dilemma，指小农经营规模过小且相互强化、难以突破的结构性锁定状态）。已有研究多将土地流转作为单一政策工具，忽略了农户家庭分化、户籍制度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也缺乏多阶段协调改革框架。为此，本研究从农场管理视角出发，以小农户为微观分析单元，通过比较日本、法国和美国的农业土地整合经验，探索中国可持续农业结构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将“小农户困境”概念化为四大约束：资源约束（每户耕地禀赋不足）、成本约束（土地细碎化推高生产成本）、市场约束（耕地非农化）和制度约束（土地流转机制失灵）。在此基础上，提出短中长期三阶段制度框架，强调土地市场机制完善、自愿“推—拉”过渡机制和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结构化比较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日本、法国和美国三个案例，选择标准包括：战后均经历了小农或中等规模农业的显著整合；分别代表国家主导改革、受监管土地市场和市场驱动整合三种路径；具备足够的纵向数据。研究完全基于二手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农村部，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日本农林水产省，欧盟统计局，法国Agreste，FAOSTAT以及OECD农业统计数据库。分析采用三步程序：先按共同框架独立分析各国案例，再系统比较共性和差异，最后结合中国制度特征提出三阶段框架。由于各国统计单位与阈值不同，分析仅作为描述性制度比较，不进行因果推断。
研究结果围绕“小农户困境”和国际比较展开。首先，实证分析证实了“小农户困境”的结构性特征。4.1 资源约束：每户耕地禀赋不足。数据显示，1986–2022年中国户均耕地面积仅0.6公顷，2022年降至0.49公顷；农村户数在1986–2012年间年均增长约1.3%，进一步摊薄了每户土地。4.2 成本约束：土地细碎化与生产成本上升。1995–2020年户均地块数虽有下降但仍达4.6块，每公顷生产成本从4416元升至13211元，表明细碎化导致成本压力非常严重。4.3 市场约束：耕地非农化。2004–2017年耕地面积年均减少43.2万公顷，尽管有补充，净减仍达约4.91万公顷/年。4.4 制度约束：土地流转机制失灵。截至2025年一季度，土地流转面积达3870万公顷，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43.2%，但农户经营规模并无改善；2023年经营0.7公顷以下农户比例升至85.4%，土地流转多发生在小农户之间，形成“小农户复制”效应。
其次，国际比较案例揭示了不同整合路径。5.1 日本：结构整合改革与农户退出。日本通过《农业基本法》、农地法修订和土地中介机构等，使农户数从1960年约606万户降至2020年约175万户，户均规模从约0.7公顷增至约2.5公顷。5.2 法国：土地市场调控与SAFER体系。法国通过设立土地整合与农村整治公司（Sociétés d’aménagement foncier et d’établissement rural，SAFER）行使优先购买权、土地银行和退休补贴，农户数从1955年约230万个降至2020年约38.9万个，户均规模从约14公顷增至69公顷。5.3 美国：市场驱动整合与政策工具。美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以及农业补贴、信贷支持、保护性储备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CRP）等政策工具，使农场数从1935年峰值681.4万个降至2023年189.5万个，平均规模在1994年达到471公顷。5.4 比较综合与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表明，土地市场基础设施、金融与社会保护工具、劳动力转移壁垒及空间整合是共同制度要素；同时，合作组织、托管服务等组织创新亦可实现规模经济。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应只等同于农场规模扩大，过度土地集中可能加剧农村不平等、削弱社区韧性，合作经营、合同农业、托管服务等组织创新同样重要。研究结论可翻译为：本研究通过概念化“小农户困境”框架，提出中国农业的持续细碎化不仅与土地流转程度有关，还与承包农户数量和结构变化有关。国际比较显示，各国农场数量下降与平均规模上升同时出现，但并非直接因果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三阶段协调制度框架，即短期完善土地流转和服务市场基础设施，中期通过社会保障、就业和权益保护支持农户自愿转型，长期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服务主体等多种农业实体。该框架是供进一步讨论和检验的政策序列，而非单一制度设计的预定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