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Psychosocial,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plastic wast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Nagaland, India: A mixed-methods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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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并纳入文化与结构性维度的汇聚平行混合方法设计（convergent parallel mixed-methods design），分析了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Nag
本研究采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并纳入文化与结构性维度的汇聚平行混合方法设计（convergent parallel mixed-methods design），分析了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Nagaland）社会文化框架下的塑料废弃物管理实践。定量数据通过一项包含40个条目的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调查问卷收集，样本量为226份，覆盖城市、半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别为91、82和53份）。此外，还辅以两项开放性调查问题的作答（131名受访者）和半结构化访谈（10名受访者）。条目被映射至七个构念：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自我报告行为（self-reported behaviour）、政策/治理感知（policy/governance perception）以及单一条目的行为意向（behavioural intention）测量。结果表明，总体行为取向呈中等偏积极，受访者强烈认同塑料废弃物对环境有害。层级多元回归（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显示，态度、主观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与自我报告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文化价值观分量表内部一致性较低，且与主观规范的区分效度有限，因此该关联最好被解释为相关关系，而非确证独立的决定因素。知觉行为控制对独特方差无显著贡献，政策/治理感知作为额外预测变量检验时亦无显著贡献。然而，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薄弱和执行机制不力仍然是重要的现实制约因素。研究结果凸显了在社区层面开展与基础设施改善、文化相关的意识提升活动及强化治理的综合干预措施的紧迫性。研究启示包括由村务委员会和青年团体等地方机构主导的、以文化为基础且依托规范的行为改变策略。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塑料制品因其柔韧性、耐用性和低成本而在几乎所有领域无处不在，但这种便利性引发了全球性的废弃物危机。塑料在环境中长期存留后会分解为微塑料（microplastics，尺寸小于5 mm的塑料颗粒），可进入陆地、水生和大气系统，影响土壤性质、干扰水生生态系统、运输有毒化学物质，并最终进入食物链，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尽管循环经济战略（3R原则：减少、再利用、回收）与政策干预及公众意识宣传活动被广泛强调，但在许多情境下，环境风险意识的提升并未持续转化为日常废弃物处理行为的相应改变。大量研究记录了这种模式：人们经常表达对环境的积极态度，却在日常生活中未能采取相应行动。理解与认识环境影响可能不足以产生行为转变，更深层的心理、社会与情境因素必须加以考量。
这一问题在新兴国家尤为突出——快速城市化、人口增长和消费习惯变迁使废弃物管理系统不堪重负。回收、垃圾收集和分类的基础设施不足，露天倾倒和焚烧等非正规处置方式同时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机构能力限制和监管执法缺失进一步使废弃物管理复杂化。这些结构性制约通过降低可持续行为的感知可行性和便利性，对个体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那加兰邦位于印度东北部，具有生态敏感性和文化多样性特征。该邦不同部落拥有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丰富文化遗产，其本土实践基于低废弃物生活方式和可生物降解材料的使用，但近年来一次性塑料包装的消费商品日益普及，扰乱了这些传统实践。那加兰邦山峦起伏的地形给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和回收带来了巨大挑战，资源与基础设施有限。与此同时，以村务委员会、宗教组织和青年团体为代表的社区治理和社会机构在那加兰邦具有独特性，这些机构塑造着规范、行为和集体行动，然而这些规范尚未能应对日益增长的塑料废弃物问题，在废弃物管理与传统生态实践之间形成了鸿沟。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为基本框架，并将其扩展纳入文化与结构性维度，旨在回答三个研究问题：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文化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预测那加兰邦自我报告的塑料废弃物管理实践，以及在控制其他构念后哪些构念解释独特方差；居住情境（城市/半城市/农村）是否调节知觉行为控制与自我报告行为之间的关联，文化情境是否调节主观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居民自身识别出哪些塑造塑料废弃物实践的障碍与促进条件，这些定性描述与定量发现之间存在怎样的一致或分歧。
研究采用汇聚平行混合方法设计，定量与定性数据具有同等优先级，独立分析后在解释阶段进行整合，以检测研究发现的一致性、互补性和分歧性。研究在那加兰邦的科希马（Kohima）、迪马普尔（Dimapur）和丘穆凯迪马（Chümoukedima）三个地区开展，涵盖城市、半城市和农村情境。定量数据通过包含人口统计学变量和40个李克特条目的问卷收集，样本量为226名受访者，其中城市91人、半城市82人、农村53人，采用按居住地区分层配额抽样结合各层内便利招募的方式，于2025年6月至12月以面对面方式进行。定性数据来自问卷末尾两项开放性问题的作答（131名受访者）以及对10名独立受访者的半结构化访谈。研究获得那加兰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以下主要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编制40条目李克特量表调查问卷，经专家咨询和25人预试验确保文化适切性，11条反向计分条目经反向编码处理；对多条目分量表分别计算Cronbach's alpha系数评估内部一致性；对态度、主观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念条目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轴提取法结合varimax旋转）检验先验构念归属；采用卡方检验及Cramer's V效应量检验居住地组间差异，预期单元格计数低于5时计算蒙特卡洛模拟p值；采用层级多元线性回归通过嵌套F检验（报告ΔR2）比较基础模型与扩展模型，所有预测变量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两项探索性调节分析通过回归交互项检验；定性数据采用Braun和Clarke六阶段主题分析方法，两位编码者独立编码，编码者间信度经Cohen's kappa（κ=0.84）评估。
**四、研究结果**
**社会人口学特征。** 样本整体偏年轻（约半数受访者年龄在25岁以下），以男性为主（各地区占58-62%）。在检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仅年龄与居住地区存在显著关联（χ2=11.42, df=4, p=0.022, Cramer's V=0.159），城市受访者年龄略大（M=29.0岁），半城市（M=25.8岁）和农村（M=24.7岁）受访者中25岁以下比例较高。性别、教育、职业和收入在各居住地区间无显著差异。
**行为取向。** 40条目工具的总均分为136.78（SD=14.75），可能范围为40-200（最大值比例为0.68），表明对可持续塑料废弃物实践总体呈中等偏积极取向。偏度（-0.12）和峰度（-0.08）表明近似正态分布。条目层面，反映环境关切和个人责任的陈述获得最高同意度（“塑料废弃物对环境有害”M=4.77；“减少塑料使用是必要的”M=4.58；“个人责任”M=4.38），而涉及处置基础设施可及性和分类信心的条目得分持续较低（M=2.70-3.15）。
**构念层面分析。** 40个条目被映射至七个构念。知觉行为控制（α=0.73）、主观规范（α=0.66）、自我报告行为（α=0.71）和政策/治理感知（α=0.72）显示出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态度分量表（α=0.35）和文化价值观分量表（α=0.46）低于常规0.70阈值，删除弱相关条目后改善有限。探索性因子分析（KMO=0.69, Bartlett's χ2(171)=776.4, p<0.001）表明，文化价值观的若干条目与主观规范的描述性规范条目载荷在同一因子上，未形成独立因子。
**回归分析。** 层级多元回归显示，基础模型包含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解释了39.9%的方差。加入政策/治理感知未改善模型（ΔR2=0, F(1,221)=0.01, p=0.908），表明居民对执法和政府效能的感知在控制个体态度、规范和控制的条件下不解释自我报告行为的独特方差。相比之下，加入文化价值观作为直接预测变量显著改善模型（ΔR2=0.046, F(1,221)=18.49, p<0.001），最终模型解释了44.5%的方差（R2=0.445, F(4,221)=44.37, p<0.001）。所有VIF均低于1.4，表明不存在有意义的共线性。主观规范是最强预测变量（β=0.485, p<0.001），其次为文化价值观（β=0.251, p<0.001）和态度（β=0.186, p=0.001）。知觉行为控制对独特方差无显著贡献（β=-0.023, p=0.661），其与自我报告行为的双变量相关（r=0.154, p=0.020）被与主观规范的共享方差完全解释。两项探索性调节分析（居住地区×知觉行为控制；文化价值观×主观规范）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
**定性发现。** 开放性调查作答和半结构化访谈的主题分析显示，最常见的处置障碍是缺乏意识与教育（开放性回答67%；访谈80%），其次是基础设施与设施不足（58%；70%）、执法薄弱与政策缺口（32%；50%）、便利性/行为惯性（28%；40%）、缺乏公民意识/个人责任（24%；30%）、文化习惯与心态（19%；20%）以及替代品与激励有限（14%；10%）。基础设施缺失在访谈中被评为“非常高”强度的关切，且受访者普遍表示缺乏塑料特异的传统信念（与一般清洁规范不同）。在建议的解决方案中，意识与教育宣传活动最为频繁（72%；90%），其次为改善基础设施与设施（53%；70%）、规则执行（38%；60%）、推广3R与替代品（33%；40%）、社区参与与清洁活动（28%；50%）、激励与奖励（18%；20%）以及政府与机构支持（26%；40%）。
**混合方法整合。** 定量与定性发现的整合揭示了围绕知觉行为控制和基础设施的重要分歧模式：定量上知觉行为控制是最弱的分量表且不独立预测行为，但定性上基础设施不足是第二常见的障碍且在访谈中被视为“非常高”强度的关切。这一分歧本身具有信息价值——基础设施和执法障碍在居民谈论和解释不遵守可持续实践时高度凸显，尽管在定量模型中个体知觉行为控制在考虑社区和社会规范后不携带独特的预测权重。可能的基础设施通过影响主观规范而非个体知觉控制间接影响行为的解释被提出。相比之下，主观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呈现更清晰的一致性：描述性规范条目与自我报告行为的相关强于任何其他构念，与强调村务委员会、青年团体和宗教组织等社区集体应对的定性描述相吻合。
**理论注释。** 作为深思熟虑推理模型的TPB假设行为遵循意识可及的态度、规范和信念，而大量研究表明日常废弃物处置行为常由习惯和情境线索驱动而非主动思考。本研究的调查工具要求受访者反思并报告其态度、规范和做法，无法检测非意识或习惯性的处置行为决定因素，因此相对于深思熟虑构念可能低估了自动过程的作用。此外，由于个人责任和环境关切条目具有规范性负荷，自我报告作答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可能使态度和个人责任得分相对于实际做法有所膨胀。
**提出的概念模型。** 研究综合定量与定性发现提出了概念模型：实线表示经回归检验支持的路径（主要通过主观规范、态度和文化合法性驱动的社会心理动机）；红色虚线表示经嵌套模型比较检验但未达显著性的路径（结构能力，操作化为政策/治理感知）；灰色虚线表示仅由定性主题频率支持、未以独立定量分量表检验的路径（社区治理）。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受访者报告了较高的环境意识和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同时知觉行为控制相对较低。与预期相反，知觉行为控制在考虑主观规范后未成为自我报告行为的独立预测变量；主观规范、文化价值观和态度是最强的行为相关因素，尽管文化价值观的解释需谨慎。这一模式与集体主义和社区治理环境中的先前研究一致，描述性和社区层面规范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强于个体态度或感知能力，也与定性强调社区机构（村务委员会、宗教组织、青年团体）的中心地位相吻合。研究结论指出，政策干预应聚焦于基于社区和规范导向的策略，利用村务委员会、青年团体和宗教组织作为值得信赖的信使和本地期望的执行者，同时继续投资于收集、分类和回收基础设施。将传统生态价值观与当代塑料废弃物挑战联系起来的文化适切意识倡议可能特别适合该情境，因为现有文化框架尚未被调适于现代塑料主导的废弃物流。
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单波次自我报告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论；所有数据均未经客观观察或基础设施指标验证，存在社会期望偏差风险；态度和文化价值观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不足且部分条目区分效度有限；回归诊断除VIF外未正式评估；样本偏年轻且男性居多，推广需谨慎；TPB作为深思熟虑模型未纳入习惯性驱动因素；两项探索性调节效应未达显著。未来研究应采用密集纵向设计以检验时间性和中介性假设，特别是基础设施条件是否通过社区规范间接影响行为，并在可行情况下将自我报告实践与观察行为或客观基础设施与执法指标进行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