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Mapping food policy networks’ engagement with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A policy cycl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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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与政策话语中涌现出“食物体系转型”（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FST）议程，强调需进行系统性分析以识别结构性变革的具体杠杆。尽管对转型的具体内涵存在分歧，学者们一致认为FST议程缺乏“方向性”——即“一套治理工具与程序
近年来，学术与政策话语中涌现出“食物体系转型”（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FST）议程，强调需进行系统性分析以识别结构性变革的具体杠杆。尽管对转型的具体内涵存在分歧，学者们一致认为FST议程缺乏“方向性”——即“一套治理工具与程序，用以就可持续食物体系的未来方向与有效愿景达成广泛共识”。提升食物体系治理有效性的持续努力，强调了在不同食物体系行动者认知共同体（包括边缘化声音）之间创造参与机会与知识共生产的重要性。事实上，对许多学者而言，FST本质上是对权力失衡的重塑，或如Patterson等（2017）所定义的，“一种导致食物体系结构、功能与关系层面发生激进变革的过程，旨在实现更公正的社会生态关系、互动模式与结果”。
理论上，多行动者协作（如食物政策委员会与食物伙伴关系）体现了FST议程的所有核心原则。这些协作倡议聚焦于食物贫困、环境可持续性、原住民权利等问题，采用“系统性”或跨部门方法来克服碎片化国家食物政策路径造成的孤岛效应。它们还拥抱参与式治理特征，力求通过协作建立关系、在多元行动者间形成共同理解，并探索增强社会与环境正义的策略。
尽管关于协作治理安排民主潜力的假设普遍存在，但其催化变革能力的显著研究空白依然存在。事实上，一些研究者质疑协作倡议所经历的规模、权力、稳定性、资源匮乏、多样性与凝聚力等问题如何削弱其成果。另一些人则怀疑其策略是否真正具有变革性，抑或是“倒退的”，可能强化现有权力动态。
为增进对协作治理机制变革潜力的理解，需开展实证研究检验其与食物政策的关系。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驱动结构性变革（而非执行孤立的、针对特定议题的干预）的能力最终取决于与食物政策的互动及塑造能力。尽管协作治理安排被认为能提升食物政策制定的质量与合法性，但对此主张的实证支持仍显不足。
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采用“食品政策网络”（food policy networks, FPNs）这一统称性表述，探讨多行动者治理安排对变革性食物政策的贡献。考虑到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研究人员运用政策周期框架，深化对来自北美、南美、亚洲、非洲、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FPNs在政策中的作用与部署的理解。该框架提供了一个指示性体系，用以组织此前未被分析的行动，并为审视全球范围内尚未在此广度上被研究的复杂网络的多样化行动提供了切入点。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干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FST，研究人员选取并访谈了67个在规模、区域代表性、体量与成熟度上差异显著的FPNs。数据的全球多样性回应了学者们关于缺乏检验FPNs变革力量的比较研究的评论。同时，数据的地理分布拓宽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全球北方与欧洲语境）的视角。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近年来，“食物体系转型”（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FST）成为学术与政策话语中的核心议程，强调需通过系统性分析识别结构性变革的杠杆点。然而，学界普遍认为FST议程缺乏“方向性”，即缺乏一套能就可持续食物体系未来方向与愿景达成广泛共识的治理工具与程序。尽管多行动者协作机制（如食物政策委员会、食物伙伴关系）在理论上体现了FST的核心原则——包括参与式治理、跨部门协作与社会环境正义——但其实际催化变革的能力仍存显著争议。现有研究指出，协作治理面临规模、权力、稳定性、资源匮乏、多样性与凝聚力等多重挑战，甚至可能强化而非颠覆既有权力格局。更重要的是，尽管协作治理被认为能提升食物政策的质量与合法性，但缺乏对其与政策互动效果的实证比较研究。为弥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引入“食品政策网络”（food policy networks, FPNs）概念，采用政策周期框架，系统考察全球范围内FPNs在推动FST中的角色与效能。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展开。首先通过Scopus、Google Scholar与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科学及灰色文献，利用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德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等语言术语，初步识别全球超过100个FPNs。随后根据直接政策参与度、数据充分性与持续性等标准筛选，最终纳入67个FPNs。这些网络在规模、区域代表性（涵盖北美、南美、亚洲、非洲、欧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体量与成熟度上高度异质，包含草根型与政府主导型两类，且定位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不等。访谈于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通过Zoom或MS Teams在线进行，每网一名代表参与，时长约一小时。访谈录音转录后，由研究团队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编码方法进行分析：一级演绎编码记录关键回答，二级归纳编码提取关系类型与政策工具使用等主题。
三、研究结果
3.1 FPNs对政策周期的参与
多数FPNs主要活跃于政策前期阶段，优先致力于信任与关系建设、组织发展、资源获取与优先级设定。例如，哈勒姆食物未来（Harleem Food Future）侧重“激励人们”，根特（Ghent）通过提供低价健康选项促进社会经济公平。科克食物政策委员会（Cork Food Policy Council）绘制食物地图，谢菲食物（ShefFood）开展社区厨房研究，英国可持续食物场所网络（UK Sustainable Food Places Network）汇集超100个食物伙伴关系成果形成数据库。此阶段中，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至关重要，用于塑造公众与决策者对食物体系未来的理解，尤其在墨西哥等尚无政策框架的地区。
3.2 FPNs与决策者的定位关系
12个FPNs位于政府“内部”，如德国生物城市网络（Biost?dte Netzwerk）设在市政府内并获资助，西班牙科尔多瓦米兰公约协调委员会（Mesa de Coordinación del Pacto de Milán）选择驻市政厅以促行政协作。然而，内部定位未必带来更大政治影响力——大曼彻斯特食物安全行动网络（Greater Manchester Food Security Action Network）指出有时会“拖慢进程”，但也承认有助于紧密联系地方当局。部分FPNs质疑地方层面的政策参与深度，如西班牙农业生态城市网络（Red de Municipios por la Agroecología）批评地方政府行动“非常软弱”。另有三个FPNs坚决“外部”于政府，如尼加拉瓜可持续食物景观机构间小组（Grupo Interinstitucional de Paisaje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因政治指令无法与国家机构合作，巴西泰亚多斯波沃斯（Teia dos Povos）视国家为“三条腿的怪物”，主张通过斗争争取自治。大多数FPNs处于“中间地带”，通过资金合同、临时项目或人员借调等方式与政府保持灵活关系。
3.3 政策工具与文件产出
FPNs运用多样化政策工具，包括计划、战略、谅解备忘录（MOU）、法令、政策、宪章与决议等。例如，赞比亚卢萨卡食物政策委员会（Lusaka Food Policy Council）制定地方发展计划，乌干达食物变革实验室（Uganda Food Change Lab）推出区营养行动计划，加拿大食品安全组织（Food Secure Canada）发布《重置餐桌：加拿大人民食物政策》，苏格兰滋养组织（Nourish Scotland）促成《好食物国家法案》。总体而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文件较少，但覆盖开发、空间规划、营养、可持续性、食物正义、原住民权利、健康与安全、零碳、福祉及学校餐饮等领域。
3.4 政策后阶段的执行与整合
政策后阶段涉及持续跟进、跨部门整合与反思。乌干达姆巴莱好食物委员会与议会（Mbale Good Food Council and Parliament）强调“持续跟进确保提案被采纳与资金分配”；新西兰达尼丁食物网络（Our Food Network Dunedin）提醒市府兑现承诺。意大利特伦托滋养组织（Nutrire Trento）将FST目标融入市政规划，英格兰谢菲食物影响医院采购。成熟FPNs如加拿大食品安全组织与圣地亚哥食物联盟（San Diego Food Alliance）关注去殖民化议程，吸纳黑人与原住民食物运动声音。跨国网络如C40气候领导集团（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通过同行交流与专项基金推动政策落地，而好食物好农业（Good Food Good Farming）虽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未达立法预期，但成功促进了信息传播与共同发声。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没有任何单个FPN能独自组合不同权力类型并彻底改变食物体系动态，这印证了协作治理变革能力有限的既有观点。然而，FPNs整体展现出综合变革潜力：它们在政策周期各阶段提供多样化的情境特定行动组合、定位、杠杆点与权力类型，揭示了FST的“如何”实现——即变革动力与目标得以协商的多重路径。研究确认FPNs主要集中于政策前期，这与Leeuwis等（2021）提出的“转型是非线性长期竞争、协商与重构过程”相符。在定位方面，物理位置与工具的使用有助于加强与决策者的互动，但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FPNs与主流体制的象征距离等因素会影响变革程度。FPNs产出的具法律约束力文件较少，但在开发、营养、可持续性等领域提供了可复制的“具体变革切入点”。不同权力类型在政策周期中占主导地位：话语权在前期用于凝聚共识与获得合法性，工具性权力（instrumental power）在实施阶段用于影响决策，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则在后期通过联盟与议程对齐实现，但个体FPNs难以单独获得。研究也揭示了FPNs在多维度上的差异（治理尺度、政策焦点、战略取向），这既带来丰富性也存在碎片化风险。未来需加强跨层级、跨部门与跨部门的协同，使社区知识、价值与创新制度化到持久政策框架中。
研究结论翻译：通过分析文献并引入多样化FPNs沿政策周期的声音，本研究超越了将“政策”（FPNs直接参与正式立法与监管活动）与“倡导”（FPNs建设食物运动的工作）相混淆的做法，明确了FPNs将其政策制定努力置于何处及如何放置。FST的“如何”是通过沿政策周期部署杠杆点、工具、文件与不同类型权力来实现的。FPNs推动FST的工具在形式、受众与持久性上高度多样，但最能将FST目标固化于政策中的工具（如将草根行动转化为法案与法令）仍然缺乏。即使政策成果得以产生，许多也依赖于FPNs抓住新机遇的能力。本研究的核心挑战在于FPNs如何超越碎片化或单一议题努力以实现整合——这不仅关乎政策链接，更涉及跨尺度与跨部门协调行动者、资源与治理过程以放大变革潜力。这种整合需要将草根实验与正式政策制定视为相互连接的领域，将FPNs定位为桥梁机制，将社区知识、价值与创新传导至正式治理与政策制定过程。当成功时，这些过程将社区主导的创新制度化到持久政策框架中，使连续的食物报告与计划能够相互叠加以塑造市政议程。此类轨迹展示了社区层面的话语权如何转化为政策层面的结构性权力，从而实现保留草根合法性的自下而上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