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Tax harmon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FDI trade-off: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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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国际税收协调如何影响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国内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之间的权衡。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熊彼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Schumpeter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
本文考察了国际税收协调如何影响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国内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之间的权衡。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熊彼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Schumpeter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S-DSGE）模型，该模型具有国内企业的内生创新和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的前沿技术进入特征。模型区分了名义企业税率（headline corporate tax rate, HCT）与有效企业税率（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 ECT），并捕捉了国内研发（R&D）与外国企业进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匈牙利和爱尔兰这两个低企业税率且高度依赖FDI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模拟了受欧盟全球最低税倡议启发的改革情景。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企业税会减少FDI和前沿创新，并造成私人福利损失；同时，更高的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可以在模型的总福利指标中抵消这些损失，但该效应的幅度取决于对公共品估值和规模所做假设。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国际税收政策中平衡动态效率、分配考量和财政能力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国际税收协调对小型开放经济体创新与FDI权衡的量化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企业最低税率协调的推进，理解税收政策变化对依赖低税策略吸引跨国企业的小型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ies, SOEs）的影响至关重要。2022年，欧盟通过指令要求成员国实行至少15%的企业税（corporate tax, CT）率，这直接冲击了匈牙利（9%）和爱尔兰（12.5%）等长期以优惠税制吸引外资和无形资本的低税管辖区。既有文献多聚焦于税收竞争与FDI流入的关系，但较少在统一框架内同时考察企业税协调对国内创新、跨国企业进入、宏观经济波动与福利的长期动态影响。现有增长模型往往忽略跨国企业进入对国内企业造成的“业务窃取”（business-stealing）效应，或未能区分名义税率与实际有效税率的差异。为此，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融合内生增长与商业周期波动的小型开放经济体S-DSGE模型，以量化评估欧盟最低税率指令对匈牙利和爱尔兰的宏观经济、创新与福利影响。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在标准真实商业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 RBC）DSGE框架中引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机制，构建了包含家庭、最终品厂商、中间品厂商、国内创新者、跨国企业与政府的S-DSGE模型。模型允许两种创新来源：由跨国企业带来的前沿技术创新，以及面临外国进入加剧竞争的国内企业进行的增量创新。基于匈牙利和爱尔兰1995Q2至2019Q4的季度与年度混合频率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后，研究者模拟了四种政策情景：①HCT提高至15%且ECT平行提高（保持税楔不变）；②仅HCT提高至15%；③仅ECT提高至15%；④HCT与ECT均提高至15%。研究发现：提高企业税会减少FDI与前沿创新，造成私人福利损失，但财政收入增加与公共支出扩张可在总福利指标上部分或全部抵消该损失；总福利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公共品在家庭效用中的估值权重。整体而言，税收协调并非一致地损害经济表现，其影响取决于所使用的税收工具（名义税率还是有效税率）以及动态效率损失与财政再分配收益之间的平衡。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关键方法：（1）构建包含创新概率生产函数、跨国企业进入概率函数、消费习惯形成和投资调整成本的S-DSGE模型，模型区分HCT和ECT两个税率参数，并以负值的有效税率刻画匈牙利和爱尔兰对R&D活动的净补贴特征；模型通过引入跨国企业进入后的“创造性破坏”渠道来传导技术扩散，而非依赖同期知识外溢。（2）采用校准与贝叶斯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校准前沿技术进步率，依据Penn World Table设定相对美国的技术差距，根据OECD公司税收统计数据库设定基准HCT和ECT值；使用Dynare的卡尔曼滤波处理混合频率数据（季度与年度），采用随机游走Metropolis-Hastings抽样获得参数后验分布，并通过Iskrev（2010）等识别检验确保参数可识别。（3）政策模拟采用持久性为0.99的AR(1)税收冲击近似永久制度变革，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福利分解（私人效用与公共效用）评估各情景的效应，并计算使总福利非负所需的最低公共品效用权重。（4）通过引入技术扩散外溢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验证结论对模型设定偏误的稳健性。样本数据覆盖1995年第二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观测序列包括美国利用调整后TFP增长率、匈牙利和爱尔兰的GDP、消费、投资季度对数差分，以及政府资助的企业研发（BERD）占比年度序列和FDI占GDP比重年度序列，数据来源包括Eurostat、OECD、UNCTAD与Fernald（2014）等。
**四、研究结果**
**4.1 情景1：HCT提高至15%，ECT平行提高**
模拟结果表明，在保持税楔不变的平行提高情景下，匈牙利和爱尔兰的宏观经济活动均出现广泛收缩：产出、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和私人消费持续下降；R&D支出和创新概率走弱，平均生产率开始趋势性下行，技术差距扩大。FDI流入温和下降，跨国企业部门份额收缩（尤其爱尔兰）。但由于对外利润汇回减少，经常账户与净外国资产随时间改善。
**4.2 情景2：仅HCT提高至15%**
仅提高名义税率产生了异质性效应。爱尔兰方面，国内创新的负面影响被资源向更高效外国进入者的重新配置部分抵消，表现为跨国企业份额上升和FDI流入增加，创新相关变量与生产率保持相对稳定。匈牙利方面，由于创新集中于国内部门且跨国企业渗透率较低，HCT提高导致投资、就业和R&D活动更严重收缩，且缺乏外国进入补偿，平均生产率下降更为明显。该情景凸显了税率协调在不同结构经济体中的非对称效应。
**4.3 情景3：仅ECT提高至15%**
提高有效税率取消了跨国企业此前享有的实质性财政优势，FDI在两国均崩溃，跨国企业部门份额萎缩，前沿技术流入减少并拖累生产率增长。但国内R&D支出增加，因国内创新者面临的外国竞争压力减轻而加大创新努力。脉冲响应呈现长期发散的特定模式，反映了模型向几乎无跨国企业的角点稳态收敛的结构性调整特征。
**4.4 情景4：HCT与ECT均提高至15%**
完全协调情景下，FDI在两国大幅收缩，跨国企业控制部门份额显著下降。国内R&D支出和创新概率上升（源于“业务窃取缓解”渠道），但平均生产率下降且匈牙利幅度更大，说明国内创新无法完全替代前沿技术流入带来的效率提升。就业、资本和消费均收缩，私人部门动态趋弱。
**4.5 收入构成与家庭响应**
家庭预算分解显示，情景3和4下税后国内股息收入在两国均大幅增加（跨国企业活动收缩扩大了国内企业产出份额），但劳动收入呈现跨国差异：爱尔兰工资和工时空缺导致劳动收入持续下降，匈牙利工资和工时温和上升。净外国资产积累在情景3和4下通过经常账户（而非贸易余额）渠道实现，且两国调整速度不同。爱尔兰在情景3和4下资本投资与R&D支出反向运动——企业预期长期生产条件恶化而提前削减投资，R&D支出则因业务窃取缓解而扩张。
**4.6 福利分解**
私人福利效应在两国所有情景下均为负值：爱尔兰私人福利损失范围为情景2的较小值至情景4的较大值，匈牙利相应范围为情景2至情景4。消费等价单位显示永久性消费损失最低在爱尔兰和匈牙利情景2下出现，最高在情景4下；工时等价单位表明家庭需永久性增加工作时间才能产生等价福利损失。匈牙利工时等价指标是爱尔兰的3到4倍，因为贝叶斯估计的财富效应参数显示匈牙利更接近KPR偏好（财富效应强），爱尔兰接近GHH偏好（无财富效应）。财政福利效应在所有情景下均大幅为正，匈牙利大于爱尔兰。总福利效应中财政部分占主导，净收益排序为情景2<情景1<情景3<情景4，对应有效税率提高的幅度。但公共福利效应相对较小的稳态政府支出基数会被机械放大，私人福利损失被认为是更稳健的经验结果。敏感性分析表明，使总福利非负所需的最低公共效用权重在所有情景下均较小（从匈牙利情景2的近乎零到爱尔兰情景2的较大值），说明总福利正效应无需公共品在效用中占据主导权重。
**4.7 跨情景总结**
跨情景对比显示：产出影响在冲击当期可忽略，但60个季度后爱尔兰在情景3和4下产出降至约负22%，匈牙利同情景下产出仍保持约正3.6%至5.5%，反映资本密集度差异的作用。R&D支出在15年期内逐渐增强，情景3下爱尔兰增幅从当期的约5.5%升至约149.8%，匈牙利从约4.5%升至约218.5%，表明业务窃取缓解渠道随跨国企业收缩而逐步建立。FDI收缩在情景3和4下随时间深化，爱尔兰从当期不足1%降至约负42%，匈牙利相对温和。私人与财政福利变动在情景间呈反向关系，最大私人损失与最大财政收益同时出现，体现有效税率协调的核心权衡：提高政府收入的同一机制（削减跨国企业财政优势）也带来家庭实际经济成本。
**4.8 前沿技术外溢的敏感性分析**
将模型扩展为包含水平技术扩散外溢渠道（参数控制外溢强度，基准模型对应外溢强度为0）后，在完整参数网格上检验发现：R&D响应符号在所有情景和国别下均保持稳健（唯一例外是爱尔兰情景1在最大外溢强度下季度60响应转为微正），外溢强化了而非抵消业务窃取缓解效应；最低公共效用权重在网格上始终较小，总福利的条件性结论未受实质改变。爱尔兰的消费和劳动收入随外溢强度增加而恶化（外溢基数缩小削弱家庭收入的生产率支撑），匈牙利情景3和4下的R&D支出对外溢强度最为敏感，从外溢强度0到1增加约一倍，反映匈牙利较小的跨国企业基准部门使国内企业有更大空间从外溢渠道获益。
**五、总结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提高名义企业税率主要产生分配效应，对国内企业施加福利损失但不显著抑制外国投资；提高有效税率则消除跨国企业的隐性补贴并急剧减少外国进入，激发国内创新但以丧失前沿技术接入和生产率增长下滑为代价。当有效税率上升导致利润汇回减少时，国民收入中归于国内居民的比例上升——爱尔兰表现为大量净外国资产积累，匈牙利主要通过经常账户改善实现。该再分配机制叠加政府收入扩张并循环为公共支出的平衡预算设定，可抵消总福利中的私人损失，但总福利效应的大小严格取决于公共品的估值与规模假设。因此私人福利损失被视为更具经验基础的结果。研究人员总结指出，税收协调的效果关键取决于动态效率损失与财政及收入渠道再分配收益之间的平衡，政策设计须审慎权衡公平、财政可持续性与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结论的适用性受限于模型设定——水平技术扩散外溢的结论对外溢函数形式相对稳健，但垂直供应链外溢渠道因需显式投入产出结构而未纳入，构成未来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