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超越管理型含水层回补（MAR）的多种水回补模式研究

《Nature-Based Solutions》：Multiple water recharge modalities in Hungary beyond Managed Aquifer Recharge

　　

摘要翻译

管理型含水层回补（Managed Aquifer Recharge，MAR）作为气候适应工具已日益受到关注。该领域缺乏对不同类型行动者知识如何塑造对MAR及更广泛的含水层回补模式解释的系统性实证分析。回补模式（recharge modality）是一种由知识系统提供信息并形成的基础设施、组织与融资的特定配置，目的在于将水滞留于地下含水层中。该论文旨在基于致力于匈牙利干旱减缓的不同类型行动者的知识取向，为如何构想和发展含水层回补实践的多元方法提供见解。该论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两次行动者工作坊及后续深度访谈。结果表明，不同行动者群体，如研究人员（技术—科学行动者）、公务员和农业社区，持有不同的知识取向，并在实践中塑造含水层回补。该文章发现，在研究文献中普遍呈现的MAR回补模式之外，其他回补模式已经存在并正在被实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农民社区模式获得的法律、财政和制度支持及可见性不平衡。该论文认为，尽管这些不同的回补模式可能以叠加甚至相互支持的方式应对多尺度干旱传播，但两种结构性张力阻碍了这种互补性：（1）关于MAR的知识倾向于集中在水文地质学家中，其有限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视角限制了水资源保护的多元方法；（2）多种愿景共存但仍彼此孤立。认识到这些张力，表明需要能够使多元知识取向在有效共存中得以保持的方法论方法，因为任何单一取向本身都不足够。

论文解读

历史上，含水层回补被宽泛地理解为自然或人工补充地下水的过程，后来演变为技术控制并科学监测的系统。管理型含水层回补（Managed Aquifer Recharge, MAR）被定义为有意且受监测地将水引入含水层，以提高水量、水质和公平性，其全过程都要求控制与管理，包含源水捕获、预处理、回补、含水层储存、回收、后处理和终端使用等七个环节。这种技术导向的MAR模式主导了多数文献，但也带来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第一，MAR实践被隔离在技术专家社区内，知识和决策权集中于水文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尽管MAR项目内嵌于复杂的含水层回补系统中，涉及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及有争议的行动者关系；第二，发展中国家或资源较少的组织可能无法按欧盟指南执行全套MAR过程，导致MAR难以反映资源环境、知识取向、实践和优先事项的多样性；第三，MAR定义边界之外发生的事情被忽略，因而得到较少的制度认可、法律协助和财政支持。这些挑战促使学者引入多元治理视角，不将不同知识取向视为竞争性认识论，而视为可能互补的回补模式。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背景，旨在通过对匈牙利干旱缓解中不同类型行动者的实证调查，为如何构想和发展多元含水层回补方法提供见解。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匈牙利组织了两次参与者工作坊，并随后进行了深度访谈。参与者共分三类：研究人员（技术—科学行动者）、国家公务员（包括市政层面）、农民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工作坊围绕地下水治理、MAR概念、目标与解决方案展开开放式讨论；访谈针对国际MAR实施者和匈牙利水滞留项目负责人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知识、目标知识和操作知识三类知识类型对文本进行编码分析，识别出三种不同的回补模式。研究发现，除文献中常见的MAR模式外，其他回补模式已在实践中运行，其中农民社区模式在制度支持、融资及可见性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尽管这些模式可能协同应对多尺度干旱传播，但存在两个结构性张力：一是MAR知识集中于水文地质学家，缺乏社会、文化与制度视角；二是多种愿景共存但相互隔绝。因此，作者提出需要发展能够容纳多元知识取向的方法论方法。该研究对推进包容性气候适应具有重要实证意义，并指出政策层面应开放对多元回补结构的制度性支持。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定性研究设计，采用两次多利益相关方工作坊（第一次于2024年3月在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举行，召集12名多学科研究者；第二次于2024年5月在匈牙利公共服务大学举行，有16名从业者和研究者参与），工作坊后进行4次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国际MAR实施专家、UNICEF创新中心代表、MAR联盟领导者和WWF匈牙利项目负责人）。样本来源包括匈牙利国家水管理总局（OVF）地下水专家、厄特沃什·罗兰大学（ELTE）水文地质系MAR研究者及通过滚雪球抽样加入的参与者。所有讨论和访谈文本被转录，并按系统知识、目标知识和操作知识三类知识类型进行手工编码和分析。

研究结果按照原文小标题分述如下：

**4.1 研究人员中的知识类型** 通过工作坊和访谈发现，研究人员将地下水枯竭视为降水模式变化的后果，并指出欧盟层面缺乏统一的MAR定义和监管框架。其目标知识多样，包括增加含水层储水量、提升公众意识和促进跨学科合作；操作知识涵盖土壤含水层处理（SAT-MAR）、注入井等技术，并提出了自然基管理型含水层回补（NaBa-MAR）方法，但强调水质与水位监测不可妥协。

**4.2 从业者的知识类型** 该类包括国家及市政公务员。系统知识方面，他们将地下水挑战视为长期水文改变的累积结果，并指出匈牙利水治理的机构碎片化问题。目标知识强调集体和个人层面的干旱应对，对水质控制关注较少。操作知识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大型国家主导项目，如农业MAR（agMAR）、河流回补（如古代德拉瓦项目）；二是小规模、本地推动的自然水滞留措施（NWRM），如LIFE LOGOS项目中的浅层地下水回补设施。

**4.3 （社区）农民的知识类型** 农民和当地NGO关注当地干旱导致作物死亡和地下水依赖生态系统退化，他们缺乏制度支持并感到被忽视。目标知识的核心是“将水留在景观中并维持作物存活”。操作知识采用低成本技术，如利用沙袋、简易水坝或闲置渠道上的涵闸进行水滞留，以及浅层森林洪水，他们使用“vízvisszatartás”（水滞留）而非MAR这一术语。

**4.4 接触区：合作迹象与张力** 工作坊和访谈中出现了支持协作的信号，例如ELTE的MAR ClimEx-PE项目将水文地质学家、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和法学家聚集在一起，并与农民和市镇代表互动。然而，结构性张力也很突出：水质监测要求使农民实践难以被纳入正式框架；国家资金偏向大型项目，农民活动缺乏申请欧盟项目的应有数据能力；农民与政府之间在采用农业MAR还是保持自身实践上也存在分歧。

在讨论部分，作者分析了三种回补模式的意义：研究人员模式是混合的NaBa-MAR，保留工程和监测但纳入自然原则；从业者模式是务实的，覆盖大型基础设施和小规模欧盟项目；农民模式基于经济的水滞留措施，但被排除在正式支持之外。事实证明，理想的MAR模式因资源密集而难以在试点之外推广，行动者只能依据自身资源和知识选择行之有效的方法。知识层级使农民模式被边缘化，而法律和机构碎片化进一步阻碍互补性。作者强调，需要反思多元、背景敏感的水管理到底是什么样。

研究结论部分可翻译为：研究结果指出，在含水层回补研究和发展中需要更具关系性和多元化的方法论，因为当前对常规MAR方法的关注遮蔽了其他模式。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更有影响力的网络应绘制行动者的模式偏好和组织能力地图，从而为设计干预措施提供更扎实的基础，使干预能够建立在现有实践之上，而非取代或忽略它们。对于政策实践而言，当前欧盟项目要求构成结构性障碍，限制了哪些回补模式能获得机构支持；具有成熟网络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联盟应倡导更大灵活性和多样实践的可见性，促进与不同行动者的共同创造。将大笔资金投入五年后因模式不适配而缺乏地方自主权的试点项目没有意义。专注于单一回补哲学却忽视已在发生的实践，可能导致政策与实践基于其对未来的承诺而非实际效果进行自我强化复制。打破这一循环，不仅需要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还需要在政策层面对多元回补结构进行制度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