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 Famil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Photo Day: Queer Family and the Practice of Photographi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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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照片日》（Photo Day）这一参与式肖像项目，该项目于2023年至2025年间在亨特-西姆斯性学研究研究所（Hunt-Simes Institute in Sexuality Studies, HISS）实施。作为“重新构想酷儿课堂”（Reim
本文考察了《照片日》（Photo Day）这一参与式肖像项目，该项目于2023年至2025年间在亨特-西姆斯性学研究研究所（Hunt-Simes Institute in Sexuality Studies, HISS）实施。作为“重新构想酷儿课堂”（Reimagining the Queer Classroom）项目的一部分，《照片日》通过改变参与者进入、塑造和退出摄影遭遇的方式，重构了学校摄影的传统惯例。基于酷儿形式主义（queer formalism）、酷儿亲属关系（queer kinship）、家庭摄影（family photography）和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实践（person-centred therapeutic practice），本文探讨了同意（consent）、拒绝（refusal）、犹豫（hesitation）、游戏（play）、亲近（proximity）和集体自我呈现（collective self-presentation）作为摄影方法的要素。本文认为，《照片日》的酷儿性存在于这些创作条件以及围绕相机组织的临时关系中。通过对项目发展和实践的描述，本文为在社区基础和社会参与环境中工作的艺术家、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关系性摄影方法论（relational photographic methodology）。
研究背景与问题
学校摄影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视觉仪式，长期遵循高度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学生按身高、性别和角色被快速排列，穿着统一制服，面对镜头保持固定姿势。这种摄影模式要求儿童的身体变得“可读”，呈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学生形象——乖巧、快乐、易于被社会定位。然而，对于性别、性取向或自我认同与主流规范不符的儿童而言，学校摄影同时产生了认可与误认：他们被看见了，但可见性的条件是预先设定的。这种制度性肖像随后进入家庭档案，成为家庭记忆、情感投射甚至矫正性期待的一部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家庭照片通过生产符合统一性与归属感愿景的图像来标记和保存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亚当·格里特曼（Adam Greteman）进一步强调，家庭“将孩子置于‘儿童’的线性发展轨迹中，无法为酷儿性留出空间”。凯瑟琳·斯托克顿（Kathryn Stockton）提出的“横向成长”概念揭示了某些儿童偏离家庭、学校和社会所期待的“直线”路径，其自我理解可能在日后以旧照片从未能展示的方式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学校摄影放大了这些张力：它提供了一个记录中的位置，却要求儿童表现出比实际感受更为稳定或社会可读的形象。
研究目的与意义
《照片日》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设计。该项目保留了学校摄影的可识别形式——集体肖像、个人肖像、背景布、姿势以及向相机呈现自我的仪式——但改变了出场的条件。研究人员的核心问题是：当学校摄影成为一个酷儿关系的空间，其中归属感是通过选择的亲近、共享的风险、游戏、关怀、参与、退让以及在不同条款下出场的许可来建构时，会发生什么？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改变了酷儿儿童在传统摄影结构中被理解的方式，悬置了要求儿童立即对制度、家庭或相机变得连贯一致的需求。那些无法接受被分配姿势的儿童，恰恰表达了该姿势的局限性。在《照片日》中，这种认识转化为方法论：参与者获得时间、选择和许可，来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进入一个姿势和图像。
研究方法与技术
《照片日》采用迭代发展的关系性摄影方法论，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参与式肖像法：在悉尼大学HISS项目中实施，参与者为20至70多岁的酷儿学者、教育者、艺术家和研究者；（2）热身练习与群体动力学：改编自美国艺术家阿萨德·拉扎（Asad Raza）的工作坊，通过关注空间距离、呼吸和身体运动来增加亲密感、凸显不适感并澄清在场目的；（3）即时反馈与协商式选片：通过连接相机的笔记本电脑实时展示图像，允许参与者决定保留或删除哪些照片，从而改变肖像拍摄中的权威分配；（4）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实践框架：借鉴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理论，将摄影师与主体的相遇类比为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关注犹豫、不适、拒绝和变化的同意，将摄影从图像生产转向关系性实践。
研究结果
1. 学校摄影问题
研究发现，学校摄影是一种由教育系统主导的规范化、统一化、制度化的封闭视觉系统。它要求身体变得可读，呈现为学生、女孩、男孩、好孩子、快乐孩子的形象。对于性别、性取向或自我认同与主流规范不符的儿童，学校摄影同时产生认可与误认。当学校照片进入家庭相册时，它既可能是温柔的，也可能是矫正性的：家庭可以投射所有强化某个固定自我的方式，而对于回望的酷儿主体，同一张图像可能只保存了一个部分可用、部分可读或后来被重塑的自我。
2.《照片日》的关系性方法
《照片日》从询问参与者对学校摄影的记忆开始，集体思考如何通过“酷儿正常学校”的条件重新制作学校肖像。研究人员发现，同意是贯穿全天的结构：存在犹豫、好奇和改变主意的空间；参与是可变的、可逆的。有些人选择留在画面之外观望或离开，研究人员也为他们留出了空间。通过将图像实时返还给参与者，研究人员改变了肖像拍摄中的权威分配，使巴特描述的“异化”成为摄影师和主体可以共同处理的事情。
3. 酷儿摄影的实践
研究人员提出“酷儿地摄影”的概念，认为酷儿性不在于图像中主体能否被识别为酷儿，而在于摄影的过程如何能够动摇主体被识别为可识别的条件。研究发现，酷儿视觉文化虽然提供了表征的开放场域，但仍可能复制刻板印象，偏袒有限范围的身体作为文化上可识别的酷儿表达。《照片日》通过将摄影遭遇视为共享的、社会的、流动的事件来动摇这些惯例。在这里，酷儿性更少地存在于任何单个主体的身份中，而更多地存在于遭遇如何将学校照片转变为一种集体自我呈现、归属感和临时家庭制作的实践中。
4. 酷儿亲属关系的可视化
研究表明，《照片日》中的酷儿出场并非通过单一的、可识别的特征来体现，而是通过亲近性来理解。年长和年轻的参与者并肩而坐，有些拥有悠久的酷儿行动主义、学术和实践历史，有些则刚刚开始他们的工作。这些位置始终处于关系之中。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酷儿家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系列遭遇的集合：身体、情感和关系的临时组织，持续片刻后便消散。对于一些人来说，它通过友谊、聚集与再聚集、记忆和图像的后续生命得以回归。
讨论与结论
《照片日》采用了从学校肖像继承而来的摄影结构，与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学科和个人经历各不相同的参与者合作。这些差异从未沉淀为单一的社群形象，而是通过《照片日》和随后的年鉴保持在关系之中。最终生成的图像并不旨在追求酷儿家庭的稳定表征——如同学校照片寻求一个可读儿童的稳定形象——而是记录了正在被协商的关系。这使重点从单纯的摄影表征转向社会遭遇，将其作为摄影酷儿化的一部分。
研究结论指出：《照片日》使人们看到酷儿家庭是通过人们能够或不能共同出场的条件而被制造和被解构的。这是《照片日》回到学校摄影的地方：它采用了一种旨在将人固定到秩序、可读性和虚假归属感的形式，并将其转变为一种归属感保持脆弱、关系性和始终处于协商中的实践。那些拒绝相机的人教会了研究人员关于《照片日》的同样多的东西——他们展示了摄影所能容纳的极限，以及施加于任何被要求参与和出场的人身上的压力。在这个版本的学校照片中，安全地测试了同意、拒绝、游戏、犹豫、关怀和临时依恋如何能够或不能够通过摄影显现。这就是该形式的关系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