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认知主诉中老年人客观认知表现的生活方式、心理社会与人口学相关因素：N-HANCE队列的横断面基线分析

《Brain Sciences》：Lifestyle, Psychosocial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Objective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ith Subjective Cognitive Complaints: A Cross-Sectional Baseline Analysis of the N-HANCE Cohort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 背景： 中老年人的主观认知主诉（SCCs）被认为是未来认知衰退的早期预警信号。虽然生物学风险因素已被广泛研究，但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因素、压力、情绪和睡眠与实际认知测验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知之甚少。目的： 探讨伴有SCCs的成人中生活方式（体力活动、饮酒）、心理社会因素（感知压力、情绪、睡眠）与标准化认知表现之间的关联。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N-HANCE研究中276名50–75岁成人的基线数据进行了横断面分析。参与者完成了注意力表现测验（TAP）和数字广度测验（顺背与倒背）。生活方式和心理社会变量通过结构化问题和经验证的自评量表进行评估。关联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和Mann–Whitney U检验，并对全部132项预测因子–结局比较应用Benjamini–Hochberg校正，随后进行经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调整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教育程度表现出最强且最一致的关联，与所评估的注意力和记忆测量的更佳表现相关（ρ = 0.21至0.44，所有q < 0.01）。年龄较大与较差的记忆广度和较不一致的警觉性相关。抑郁史与警觉性降低相关，且该关联在调整后基本保持不变（β = ?0.19，p < 0.001）。较高的体质指数（BMI）与较差的记忆广度相关（ρ = ?0.18；调整后β = ?0.16，p = 0.005），较高的感知压力与较差的工作记忆相关（数字广度倒背ρ = ?0.21；调整后β = ?0.11，p = 0.046；在稳健标准误下p = 0.062）。涉及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关联在调整后衰减至不显著，而体力活动仅与分配性注意力保持边缘性关联。132项关联中有19项在多重比较校正后仍显著。结论： 在伴有SCCs的成人中，教育程度和年龄（分别为认知储备的代理指标和衰老的指标）而非可改变的目标因素，与客观认知表现的关联最强。在潜在可改变因素中，抑郁史和较高BMI显示出最稳健的独立关联，而情绪和睡眠的关联在调整后未持续存在，体力活动仅保留边缘性关联。这些横断面发现确定了候选的风险和韧性标志物，需在纵向随访中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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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注意到自身在记忆、注意力或思维敏锐度方面的细微变化。这种体验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认知主诉（SCCs），即个体主观感知到的认知功能下降，但客观神经心理测验可能并未显示明显损害。大型国际研究显示，约四分之一无客观认知损害的中老年人报告存在此类主诉。SCCs正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未来认知衰退乃至痴呆的早期预警信号，因此成为早期检测和预防研究的重要目标人群。

既往认知衰退研究多聚焦于年龄、遗传、血管疾病或神经退行性病变等固定或生物学风险因素，如APOE-ε4等位基因和脑血管病理。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缺乏干预空间。相比之下，生活方式和心理社会因素——如体力活动水平、饮酒习惯、睡眠质量、压力应对和情绪状态——具有潜在可改性，对认知健康和大脑韧性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对于已经存在SCCs的特定人群，这些可改变因素是否同样影响客观认知表现，以及哪些因素最值得作为预防和早期干预的靶点，证据仍不充分。睡眠障碍和体力活动不足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不仅可能影响实际测验表现，还可能解释主观感知与客观认知功能之间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发现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分析了N-HANCE研究（一项前瞻性观察队列，旨在探讨膳食补充对伴有主观认知功能主诉的中老年人注意力、认知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的基线数据。该研究于2023年3月至2025年6月在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RoNeuro神经科学研究和诊断研究所招募了276名50–75岁的社区志愿者，所有参与者均报告SCCs但无临床显著认知损害（蒙特利尔认知评估评分>25），体质指数（BMI）限制在18.0–29.9 kg/m2范围内。研究人员考察了12项生活方式、心理社会和人口学预测因子（包括体力活动、教育程度、饮酒、感知压力、情绪、睡眠质量等）与11项客观注意力和记忆结局之间的关联，对全部132项预测因子–结局比较应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校正，并对存活关联进行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调整的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132项关联中，41项在未校正阈值下显著，19项在校正后存活。教育程度是表现最强且最一致的关联因素，占存活关联中的8项：更高教育程度与数字广度倒背（ρ = 0.44）、工作记忆遗漏（ρ = 0.32）、数字广度顺背（ρ = 0.31）、分配性注意力遗漏（ρ = 0.29）以及警觉性测量（ρ = 0.21至0.29）的更好表现相关，所有q < 0.01。年龄占3项存活关联：年龄较大与较差的记忆广度（数字广度顺背ρ = ?0.26，q < 0.001；数字广度倒背ρ = ?0.20，q = 0.010）和较不一致的警觉性（ρ = ?0.19，q = 0.016）相关。

在可改变因素中，抑郁史与较差的警觉性表现相关：报告抑郁史的参与者（n = 14）在无警告信号的警觉性子测验中反应时更慢（秩双列相关r = ?0.54，q = 0.007），相位性警觉性降低（r = ?0.49，q = 0.016）。经年龄、性别和教育调整后，这些关联基本不变（标准化β = ?0.190和?0.205，均p < 0.001），表明不受人口学混杂影响。较高BMI与较差的记忆广度相关（数字广度顺背ρ = ?0.18，q = 0.019），调整后仍显著（β = ?0.16，p = 0.005）。较高感知压力与较差的工作记忆相关（数字广度倒背ρ = ?0.21，q = 0.006；工作记忆遗漏ρ = ?0.16，q = 0.047），调整后仅数字广度倒背关联保持名义显著（β = ?0.11，p = 0.046）。体力活动与较少的分配性注意力遗漏相关（ρ = 0.18，q = 0.018）和更快的警觉性反应相关（ρ = 0.16，q = 0.047），调整后仅分配性注意力遗漏关联保持边缘显著（β = 0.12，p = 0.041）。涉及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关联在调整后均衰减至不显著。

三、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在伴有SCCs的中老年人中，教育程度（作为认知储备的代理指标）和年龄（作为衰老的指标）与客观认知表现的关联最强且最一致，而多数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变量未显示出独立关联。这一发现对晚期生活方式干预在该人群中的前景提出了重要限定。在可改变因素中，抑郁史和较高BMI表现出最稳健的独立关联，提示抑郁易感性和代谢状态可能是候选的风险或韧性标志物。感知压力与工作记忆存在适度的独立关联。体力活动仅保留边缘性独立关联，而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关联在调整后未持续存在。

研究人员强调，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多个暴露亚组样本量较小（饮酒n = 14，抑郁史n = 14，焦虑史n = 20）；生活方式、睡眠和病史均为自我报告，存在回忆和社会期望偏倚；BMI范围受限（18.0–29.9 kg/m2）限制了对肥胖人群的推广；样本以女性（72.1%）和高教育程度者为主，且为单中心招募的补充试验志愿者，限制了普遍性。此外，认知评估仅限于警觉性、分配性注意力、工作记忆和记忆广度，未涵盖情景记忆、语言、视空间功能或工作记忆以外的执行功能。主观认知主诉未使用标准化工具进行特征化，限制了与采用正式主观认知下降（SCD）研究标准的研究的可比性。

结论翻译： 在这组伴有主观认知主诉的中老年人队列中，教育程度和年龄在所评估的注意力和记忆测量中表现出最强且最一致的关联。在潜在可改变因素中，抑郁史和较高BMI在经年龄、性别和教育调整后与较差表现独立相关，较高感知压力与工作记忆存在适度的独立关联。体力活动与分配性注意力保留边缘性独立关联，而涉及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关联在调整后未持续存在。这些发现提示，在已报告认知主诉的个体中，教育程度（作为认知储备的代理指标）与测量表现的关联强于当前生活方式变量。抑郁史和代谢状态应被视为需要纵向确认的候选风险或韧性标志物，而非已确立的可改变靶点，尤其考虑到报告抑郁史的参与者数量较少和横断面设计。由于这些分析为横断面性质，无法确立因果关系，需要对N-HANCE队列进行纵向随访，以确定这些因素是否能预测未来的认知衰退，并为旨在维护老龄人群认知健康的个性化早期干预策略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