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警察样本中心理健康问题的组织性、操作性与个体性风险因素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Organizational, Operational and Individual Risk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a Belgian Police Officers’ Sample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在多因素框架下，考察了与比利时警察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组织性、操作性和个体性风险因素。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定量调查，样本为289名法语区警察。参与者完成了自我报告量表，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PCL-5）、职业倦怠（MBI-GS）、心理困扰（含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GHQ-28）、物质使用（ASSIST）、警察职业压力源（PSQ）、应对策略（Brief-COPE）及心理韧性（CD-RISC-10）。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疑似创伤后应激障碍（11.42%）、职业倦怠（19.38%）和心理困扰（43.94%）。条目层面分析揭示了各风险因素领域内部存在显著变异性，其中组织性压力主要由行政和管理相关要求驱动，操作性压力主要由疲劳、健康后果和工作-生活平衡问题驱动，而个体因素则以适应性应对策略占主导为特征。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显示，组织性因素与心理健康结局的关联最强，兼具直接和间接效应，而操作性因素主要通过间接途径发挥作用。个体因素起中介作用，其中回避性应对增加风险，而心理韧性和适应性应对则表现出保护效应。上述发现凸显了慢性组织性压力源的核心作用，并为实施组织层面的预防策略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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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警察队伍被广泛认定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高风险职业群体。既往研究表明，警察群体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职业倦怠、焦虑、抑郁、自杀意念和物质使用等问题的患病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在警务情境中，解释模型主要依赖涵盖组织性、操作性和个体性因素的三因素框架。然而，相较于对个体因素的关注，对社会因素（无论是职业环境内部还是外部）的考察仍然有限。识别警务情境特有的风险因素，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复杂性、优化预防策略和干预靶点的重要基础。在比利时，针对警察群体的相关深入研究较少，且已有研究大多孤立地识别风险因素，缺乏在整合性解释框架内考察各领域如何共同影响心理健康结局的视角。此外，风险因素与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作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阐明。Cheung和Li的范围综述显示，在30项关于警察职业压力的研究中，仅3项考察了中介效应、3项考察了调节效应。因此，本研究旨在弥补上述空白，通过考察组织性、操作性和个体性三类因素对比利时警察主要心理健康结局的相对贡献，并检验理论推导的中介路径，以阐明职业压力源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定量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了289名比利时法语区警察，样本来自布鲁塞尔和瓦隆地区的44个地方警区，约占法语区比利时宣誓警察队伍的1.93%，应答率为24.1%。参与者平均年龄43.57岁（SD = 9.68），平均从业年限19.15年（SD = 10.27），以男性、白种人、处于恋爱关系中的警察为主。研究采用多种标准化自评量表，包括PCL-5（评估PTSD症状）、MBI-GS（评估职业倦怠三维度）、GHQ-28（评估心理困扰及其亚维度）、ASSIST（评估物质使用风险）、PSQ（评估警务特定操作性和组织性压力源）、Brief-COPE（评估应对策略）和CD-RISC-10（评估心理韧性）。数据收集于2023年4月至2024年8月间完成，平均作答时间34分钟。研究获得蒙斯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遵守GDPR和《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研究结果显示，比利时警察存在显著的心理健康负担：疑似PTSD患病率为11.42%，职业倦怠为19.38%，心理困扰为43.94%至58.82%（依阈值而定），而高风险物质使用相对较低（3.46%）。条目层面分析显示，操作性压力中疲劳、工作相关健康后果和工作-生活平衡问题是最突出的压力来源，而非传统上被认为与警务工作相关的危险暴露或创伤事件；组织性压力中，行政管理负担、人员短缺、官僚程序和领导风格不一致位居前列；个体因素方面，参与者报告更多使用适应性应对策略（如接受、积极重构、主动应对和计划），而非功能障碍性策略。

三、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作为核心分析技术，因其对非正态数据分布具有稳健性、适用于相对较小的样本量，并能处理包含大量变量的模型。研究还结合了非参数统计检验（Friedman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及其贝叶斯对应方法，以增强小样本和异质性数据下推断的可靠性。PLS-SEM分析采用维度聚合得分构建测量模型，最终模型包含14个显变量和6个潜变量，并通过5000次自助重抽样获得稳健估计。样本量经逆平方根法验证，具备检测最小效应量0.15的统计功效（80%），且多元回归模型的统计功效达到0.92。

四、研究结果

4.1 心理健康结局的描述

总体而言，参与者表现出从中度到高度的症状水平。PTSD患病率达11.42%（基于PCL-5的DSM标准临时诊断）；近五分之一参与者（19.38%）超过MBI-GS界定的职业倦怠阈值，其中去人格化水平较高，情绪耗竭和个人成就感为中等水平；GHQ-28结果显示心理困扰比例较高（43.94%–58.82%），尤其在焦虑和抑郁维度突出；ASSIST评估的高风险物质使用患病率相对较低（3.46%）。

4.2 操作性、组织性和个体性风险因素的描述（H1检验）

描述性分析结果对H1提供了有限支持。操作性压力维度间无显著差异，但条目层面比较揭示了显著异质性（χ2 = 1189.54，p < 0.001，W = 0.22）。条目8（缺乏陪伴家人和朋友的时间）、条目9（文书工作）、条目12（疲劳）和条目13（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是评分最高的操作性压力来源，而条目2（夜间单独工作）、条目3（加班要求）、条目5（休息日的工作相关活动）和条目15（在工作之外交朋友）评分最低。组织性压力方面，管理和组织能力以及官僚程序维度被评为显著高于其他维度，同事关系是最低压力领域。条目4（过多的行政职责）、条目6（人员短缺）、条目7（官僚繁文缛节）和条目12（领导风格不一致）位居最突出的组织性压力源之列。个体因素方面，情绪聚焦应对的认可度高于问题聚焦应对，后者又高于回避应对（χ2 = 494.17，p < 0.001，W = 0.85）。接受、积极重构、主动应对和计划是最常用的应对策略，而否认、宗教、物质使用和行为脱离是最不被认可的。与H1预期相反，功能障碍性应对策略并非主导，参与者更多依赖适应性应对策略。

4.3 风险因素对心理健康结局的预测（H2检验）

PLS-SEM分析显示，最终模型解释了心理健康问题63%的方差（调整后R2）。与H2a预期相反，操作性因素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21，t = 1.25，p = 0.105），也未观察到显著间接效应。H2d未获支持，未发现组织性因素通过操作性因素对心理健康产生中介效应的证据。H2b获得支持：组织性因素对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直接效应（β = 0.37，t = 2.27，p = 0.011），总效应更强（β = 0.54，t = 9.20，p < 0.001），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差（间接β = 0.17）表明组织性压力源通过模型中其他因素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关联。H2c获得强支持：积极心理因素（心理韧性特质）对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负向直接效应（β = ?0.21，t = ?4.12，p < 0.001），总效应更强（β = ?0.46，t = ?7.64，p < 0.001）；消极心理因素（回避应对）对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β = 0.15，t = 2.62，p = 0.004），总效应为β = 0.33（t = 5.46，p < 0.001）。H2e未获支持，因操作性因素与心理健康问题无显著直接关联，故个体因素经操作性因素的中介路径不成立。H2f获得部分支持：组织性因素与心理健康问题显著相关，积极心理因素（β = ?0.26，t = ?4.42，p < 0.001）和消极心理因素（β = 0.28，t = 4.59，p < 0.001）均与组织性因素显著直接相关。此外，操作性因素被其他变量强烈解释（调整后R2 = 0.70），其中组织性因素与操作性因素的关联最强（β = 0.79，t = 14.55，p < 0.001）。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最显著的发现是组织性因素与心理健康结局的直接和间接关联均强于操作性因素，这与部分文献一致，即组织性约束对警察压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往往超过现场遭遇的操作性压力源。可能的解释在于组织性压力源的慢性和持续性特征——与孤立的操作性事件不同，过度工作负荷、官僚压力、支持不足和组织不稳定等组织性约束会持续存在，累积性暴露增加。根据非稳态负荷模型，应激反应系统的长期激活可能逐步导致情绪失调、焦虑、抑郁、职业倦怠和应对能力下降。个体因素方面，心理韧性和回避应对对心理健康结局既有直接也有间接关联，但其保护效应幅度有限，提示当警察反复暴露于持久性组织性压力源时，心理韧性和应对资源的有益作用可能受到制约。补充分析发现女性警察报告更高的组织性压力（尤其人际关系和领导方面）和更多回避导向应对策略，可能反映了在传统男性主导职业环境中工作的挑战。实践层面，研究呼吁转向更系统性的干预方法，在个体层面干预（如心理韧性或应对训练、循证疗法）之外，必须整合结构性变革以减少组织性压力源，包括改善工作负荷管理、领导实践、资源分配和减少行政负担，以及通过领导承诺改变组织文化以降低心理健康污名和促进支持服务利用。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支持对警察心理健康的多因素理解，并凸显了组织性压力源与操作性暴露和个体特征相比的突出作用。虽然心理韧性和应对资源仍然重要，但组织性条件与心理健康结局的关联最强。这些发现表明，可持续改善警察福祉需要将个体支持举措与针对工作负荷、领导力和工作场所文化的更广泛组织性干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