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基于湖南省335个粮食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Effects of digital literacy on green production of grain family farms

　　

引言：绿色生产是实现中国粮食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方法：研究人员基于中国湖南省335个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和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ng effect model），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结果：数字素养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绿色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政策激励正向调节数字素养通过生态认知影响绿色生产的中介效应。讨论：应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培训体系与配套激励政策，并实施针对性措施，促进数字素养、生态认知与绿色生产的融合。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绿色生产是粮食家庭农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的激励优势和适度规模效益，被认为是适合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已有研究多关注普通农户的数字能力与环保技术采用之间的关系，缺乏对规模化、专业化粮食家庭农场的专门研究；多数实证只验证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的直接影响，忽视农村数字政策的调节作用，对数字素养赋能绿色生产的传导路径分析也不够深入。因此，该研究以粮食家庭农场为对象，将政策激励纳入分析框架，考察数字素养影响绿色生产的行为决策与程度差异，并检验生态认知的中介机制与政策激励的调节机制。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2023年7—8月在湖南省13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开展的“粮食家庭农场绿色生产”问卷调查数据，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ng effect model）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粮食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行为与绿色生产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认知在数字素养影响绿色生产程度中发挥中介作用；政策激励正向调节数字素养通过生态认知影响绿色生产的中介路径。研究从大规模经营情境出发，细化了农业人力资本理论中数字素养的独特价值，并为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精准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实证支持。

三、主要方法
数据来自2023年7—8月湖南省13个地级市和1个自治州的粮食家庭农场调查，采用分层、逐级、简单随机抽样，发放360份，有效335份，有效率93.06%。实证上，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处理绿色生产行为选择与程度决策的样本选择问题，以参与合作社为排他性识别变量；用逐步回归和Bootstrap（5000次）检验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构造政策激励与数字素养、生态认知的交互项，用有序Probit模型（Oprobit）估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以“快递进村”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用IV-Probit、2SLS和CMP-Oprobit处理内生性；用替换测度、双边缩尾做稳健性检验。数字素养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合成，生态认知和政策激励用熵值法计算。

四、结果
4.1 数字素养的主成分分析结果：KMO值为0.533，Bartlett检验p=0.000，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前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解释率为87.07%，分别对应数字媒体素养、数字信息素养、数字交流素养和数字安全素养，据此合成数字素养综合得分。

4.2 生态认知的熵值法计算：按照数据标准化、平移、计算指标比重、信息熵、信息效用值和权重等步骤，得到7个测项的权重并计算综合得分。

4.3 政策激励的熵值法计算：采用与生态认知相同的步骤，得到宣传、培训、补贴三类政策工具的权重并合成政策激励综合指标。

4.4 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中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0.486，低于0.7的经验临界值，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线性重复，适合纳入模型。

4.5 基准回归分析：Heckman第一阶段中，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375，在1%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中，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799，在1%水平上显著；Oprobit模型中数字素养的系数为0.418，在5%水平上显著，验证了H1。

4.6 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检验：数字素养对生态认知的影响系数为0.038，在5%水平上显著；将数字素养与生态认知同时放入模型后，两者对绿色生产程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7和1.497，均在5%水平上显著；Bootstrap检验的间接效应为0.057，95%置信区间为[0.012, 0.124]，不含0，说明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H2。

4.7 政策激励的调节效应检验：政策激励与数字素养的交互项对绿色生产程度的影响系数为1.782，在10%水平上显著；数字素养与政策激励的交互项对生态认知的影响系数为0.201，在5%水平上显著；生态认知与政策激励的交互项对绿色生产程度的影响系数为3.079，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组合a₃b₂显著为正，说明政策激励正向调节“数字素养—生态认知—绿色生产程度”的完整中介路径，验证了H3。

4.8 内生性分析：以“快递进村”作为数字素养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系数显著为正，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和Wald F统计量均通过检验，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IV-Probit、2SLS和CMP-Oprobit第二阶段结果显示，数字素养仍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生产，说明基准结果稳健。

4.9 稳健性检验：将绿色生产程度的测度方式替换为绿色生产投入量、将数字素养的测度方式替换为熵值法、以及进行5%水平双边缩尾后，核心结论均未改变，支持基准回归结果。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认为，应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培训体系和配套激励政策，并实施针对性措施，推动数字素养、生态认知与绿色生产的深度融合。研究结论为：基于中国湖南省335个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发现数字素养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认知在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程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政策激励正向调节这一中介效应。由于样本仅覆盖湖南省，农田类型、粮食种植结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和农业补贴政策存在区域特殊性，结论不宜直接推广到全国；且截面数据无法刻画不同年份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机制差异，外推使用时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