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The dual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 outsourcing on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 willingnes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household welfare in major wheat-producing areas of He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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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利用决策与农业服务与农户收入、劳动状况及整体福祉密切相关，是决定农户福利与生计可持续性的基础性因素。基于中国主要小麦产区四个县收集的1,529份农户层面数据集，本研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与中介效应模型（M
农村土地利用决策与农业服务与农户收入、劳动状况及整体福祉密切相关，是决定农户福利与生计可持续性的基础性因素。基于中国主要小麦产区四个县收集的1,529份农户层面数据集，本研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与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实证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 Outsourcing）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同时抑制其农地转出意愿；且抑制农地转出的土地稳定效应（Land-stabilizing Effect）强于促进农地转入的土地扩张效应（Land-expanding Effect）。异质性分析表明，大规模经营农户倾向于被激励转入农地，而小规模农户的转出行为受到显著抑制；此外，女性户主的决策响应显著强于男性户主。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收入增长与劳动力配置优化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收入效应的传导贡献大于劳动力配置效应。本研究揭示了服务外包对农地流转意愿的非对称影响以及收入效应的主导地位。
论文解读：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双重效应及其福利意涵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地流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被视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两大核心机制。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户仅拥有承包权与经营权。2014年国家启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将土地权利划分为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2018年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将其纳入法律框架。在此制度安排下，农地流转的实质是经营权的流转，农户可在保留承包权的前提下，通过出租、转包、入股等形式流转经营权。
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作为深化农业内部分工、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重要组织形式，被寄望于缓解劳动力短缺、降低生产成本并实现规模经营。然而，关于服务外包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方向，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部分研究认为二者呈线性关系，服务外包显著促进规模经营农户的转入行为；另有研究提出U型曲线假说，认为低水平外包抑制流转、越过临界点后转为促进；还有研究指出不同生产环节的外包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的流转行为影响各异。
现有文献的不足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多数研究聚焦流转行为本身，缺乏对流转意愿这一前置决策变量的系统分析，且鲜有同时考察转入与转出意愿的非对称影响；其二，收入效应与劳动力配置效应的联合中介检验尚不充分，缺乏对两类中介效应贡献份额的量化比较；其三，异质性分析多集中于经营规模差异，对户主性别等微观特征导致的决策差异关注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纳入统一的农户要素配置分析框架，旨在识别服务外包对农户转入与转出意愿的双重影响，揭示收入与劳动力配置的中介传导路径，并度量经营规模与性别的异质性效应，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及稳定主产区经营预期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基于2024年7月对河南省安阳县、淇县、舞阳县与新安县四个主产麦区县的农户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性代表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1,529份有效问卷。样本平均经营规模6.16亩，与河南省统计年鉴记录的农村户均规模基本一致，样本具有良好代表性。
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指数（EPB）依据耕、种、收三个环节的外包率加权构建：EPB = 0.4×机械整地率 + 0.3×机械播种率 + 0.3×机械收获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农地转入意愿与转出意愿，均采用五级Likert量表测度。控制变量涵盖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客观条件与主观行为态度四个维度。
计量方法上，因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进行基准回归。为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选取“同村其他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采用IV-Probit两阶段估计。中介效应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并通过1,000次Bootstrap抽样验证显著性。异质性分析按经营规模分组（小规模≤3亩、中等规模3-7亩、大规模>7亩）及户主性别分组进行。
三、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与内生性修正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同村其他农户外包水平对样本农户外包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826，p<0.001），第一阶段F值为28.65，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IV-Probit估计显示，外包对农地转入意愿的系数为0.312（p<0.001），显著为正；对转出意愿的系数为?0.526（p<0.001），显著为负。控制内生性后，服务外包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双重效应依然稳健。
（二）替代估计与稳健性检验
未进行内生性修正的有序Probit基准回归中，外包对转入意愿的系数为0.209（p<0.001），对转出意愿的系数为?0.340（p<0.001），方向与IV估计一致。边际效应分析显示，外包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户“很愿意”和“愿意”转入农地的联合概率上升5.8个百分点，“很不愿意”转入的概率下降8.3个百分点；而“很愿意”和“愿意”转出农地的联合概率下降16.4个百分点，“很不愿意”转出概率上升20.4个百分点。可见服务外包对转出意愿的抑制幅度显著大于对转入意愿的促进幅度，土地稳定效应更为突出，验证了假设H1与H2。
稳健性检验中，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机服务购买支出（元/亩），新变量对转入意愿系数为0.003（p<0.001），对转出意愿系数为?0.003（p<0.001），方向与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
（三）异质性分析
经营规模分组回归显示，外包对大规模农户（>7亩）转入意愿的促进效应最强（系数=0.505，p<0.01），对小规模农户（≤3亩）仅边缘显著（系数=0.204，p<0.10），对中等规模农户不显著。交互项检验进一步表明，EPB×大规模交互项在转入意愿模型中显著为正（p<0.05），证实服务外包对大规模农户转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等规模农户。转出意愿方面，外包显著抑制所有规模组的转出意愿（p<0.01或p<0.05），且小规模与中等规模农户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说明小农户更依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性别分组回归显示，外包对男女户主群体的转入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女性户主的促进效应更强；转出意愿方面，两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女性户主系数的绝对值更大。女性组样本量仅为247户，约为男性组的五分之一，但伪R2更高，表明女性户主的决策响应更为敏感。由此验证了假设H3。
（四）中介机制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农业收入与农业劳动力配置在服务外包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外包通过降低单位土地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促进农业收入增长，进而增强农户转入意愿并抑制转出意愿；同时，外包替代家庭农业劳动投入，释放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优化劳动力配置，间接影响流转决策。收入效应的传导贡献大于劳动力配置效应，验证了假设H4与H5。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三方面：第一，将转入与转出意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比较两类效应的非对称幅度，揭示服务外包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第二，同时检验收入增长与劳动力再配置两条中介路径并量化各自贡献份额，提供经济机制与劳动机制相对主导性的经验证据；第三，将异质性分析从经营规模拓展至户主性别维度，发现女性农户对服务外包的响应显著更强，弥补了既有研究的空白。
研究结论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农地转入意愿而抑制转出意愿，且抑制效应强于促进效应，土地稳定效应主导。这一发现的政策意涵在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助于稳定农户经营预期、保障小农户生计安全，同时为规模经营农户提供扩张动力。在粮食主产区，应引导服务外包市场健康发展，促进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的良性互动，以提升农村居民整体福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