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n conservation practice and policy: Insights from a systemat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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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据为基础的保育（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具有改善生物多样性成果的潜力。然而，尽管有诸多努力推广科学证据的使用，许多保育决策仍未明确纳入科学证据。为强化科学证据在保育决策中的信息支撑作用，理解哪些因素影响决策者对科学证据的使用
以证据为基础的保育（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具有改善生物多样性成果的潜力。然而，尽管有诸多努力推广科学证据的使用，许多保育决策仍未明确纳入科学证据。为强化科学证据在保育决策中的信息支撑作用，理解哪些因素影响决策者对科学证据的使用至关重要。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对该主题的科学文献进行全面的系统性描述。
为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系统地图（systematic map）研究，以综合关于影响保育决策中证据使用因素的文献，包括识别研究开展地点及研究对象行为者。经过检索与筛选，共识别出169项相关的主要研究（primary studies）。
研究人员发现证据使用文献存在明显的偏向：聚焦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英语国家。很少有研究报告了重点生态系统或威胁类型，但报告了这些信息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海洋、森林或淡水系统。大多数研究将实践者和研究人员作为行为者进行研究，而以政策制定者或其他行为者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
最常被报告的影响证据使用的因素是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证据的相关性以及保育组织的能力与资源。与证据特征以及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包括其组织和决策情境）相关的因素也经常被提及。然而，很少有研究识别出与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相关的因素。
综合与应用。研究人员应从描述影响科学证据使用的因素，转向识别和测试能够促进保育决策者使用科学证据的干预措施。由于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应优先实施和测试能够同时解决多重障碍的行动方案。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应在界定管理、政策与研究综合问题时尽早互动，清晰定义知识需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投资于促进对话和证据解读的机制。这些方法共同具有促进以证据为基础的保育实践与政策的潜力，从而改善生物多样性成果。
**从知识到行动：保护决策中科学证据使用影响因素的系统地图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过去二十余年间，循证保护（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被提出并推广为改善生物多样性成果的重要途径。这一概念借鉴循证医学，主张利用科学证据为保护决策提供信息支撑。然而，尽管有Conservation Evidence、环境证据协作组织（Collabo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vidence）等多项举措推动科学证据的应用，保护实践中科学证据的使用仍然有限，决策者往往依赖个人经验、同事建议以及本土与地方性知识。科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脱节被称为“科学-实践差距”（science–practice gap）或“研究-实施差距”（research–implementation gap），长久以来未得到有效解决。以往关于影响证据使用因素的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和情境，缺乏综合性的系统认识，也鲜有研究系统地识别哪些因素已被充分探讨、哪些仍属空白。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系统地图（systematic map）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一、科学-实践界面已在哪些决策情境中得到研究；二、哪些行为者和组织类型成为研究焦点；三、哪些是影响保护决策中科学证据使用的最常被报告的因素。
**研究概览与主要发现**
研究人员通过对Web of Science和Scopus数据库的系统检索，并结合相关系统地图的研究数据，最终纳入169项原始研究（primary studies）。分析结果显示，证据使用文献存在明显的全球北方英语国家偏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占所有国家提及数的26.5%；研究对象以实践者和研究人员为主，政策制定者较少；最常被报告的影响因素包括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证据的相关性以及保护组织的能力与资源。研究还发现，与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相关的因素很少被考察。该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对保护领域科学证据使用的影响因素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绘，识别了知识集群与知识空白，为未来深入的综述和定向的原始研究提供了路线图。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系统地图方法，依据预先制定的纳入标准（英语文献、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政策与实践、关注科学证据使用、识别影响因素、原始研究、使用访谈/调查/研讨会/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两阶段筛选。数据提取涵盖地理与生态情境、行为者与组织类型、证据特征及其来源学科等信息。影响因素分类基于Walsh等人（2019）的框架，简化归为四类：证据特征、关系、研究人员与研究组织、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组织与决策情境，并将230项原始因素缩减为35项中性表述因素。筛选过程中借助Rayyan平台的机器学习分类器辅助排除不相关文献，并通过随机样本验证排除的假阴性率为0.15%。最终以R语言完成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地理与研究情境偏向。** 169项研究中，国家提及共474次，平均每项研究涉及3.2个国家。美洲（31.6%）和欧洲（31.2%）是最常被研究的地区。研究尺度方面，聚焦同一亚国家区域内多个组织的研究最多（30.8%）。在生态系统类型上，46.7%的研究未报告焦点生态系统，报告者中以海洋（30.2%）、淡水（20.1%）和森林（19.5%）为主。75.7%的研究未针对特定生物多样性威胁，而在报告威胁的研究中，过度开发（21.9%）、土地利用变化（13.0%）和气候变化（11.8%）最为常见。
**行为者与组织构成。** 84.0%的研究纳入了实践者，57.4%纳入了研究人员，仅27.2%包含政策制定者。多数研究涵盖多类行为者组合，最常见的是实践者与研究人员的组合（27.2%）。政府与法定机构是研究最多的组织类型（71.5%），学术机构（44.4%）和非政府组织（37.9%）次之。多数研究涉及的自然科学证据占48.5%，明确同时考虑自然和社会科学证据的研究仅占14.2%。
**影响因素的频率分布。** 最常被报告的因素是科学家-行为者关系（49.7%）、证据相关性（47.9%）、能力与资源（34.9%）。其次，社会/经济/政治情境（33.1%）、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研究技能（26.0%）、对证据使用的态度（21.3%）和证据及时性（19.5%）也被频繁提及。在证据特征类因素中，相关性（47.9%）、格式与语言（31.4%）、严谨性（29.6%）、可获取性（29.0%）和不确定性（21.9%）相对突出。相比之下，与研究人员相关的因素——如研究者技能与意识（8.3%）——很少被识别。
**时间趋势。** 2000年以前没有相关研究，2015年起研究数量显著增加，各类因素的受关注比例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稳定，证据特征类因素年均研究量最高。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与Oliver等人对2199项跨领域研究的综述高度一致，均确认相关性、人员与资源、沟通与关系、可获取性是证据使用的关键影响因素。这些发现与Cash等人（2003）的“显著性-可信性-合法性”框架相契合：相关性对应显著性，严谨性与质量认知对应可信性，而关系与组织政治情境共同影响合法性。现有文献存在全球北方偏向，可能与仅检索英语文献的方法局限有关，但全球南方决策者可能面临类似甚至独特的障碍，如资源限制、数据库访问受限和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未来研究应结合结构化启发方法和德尔菲技术等专家启发方法减少可用性偏倚。
在解决方案方面，知识共同生产（knowledge co-production）和参与式方法有望同时改善科学家与决策者关系、提升证据相关性并积累双方能力，但需权衡时间与成本。改善证据可获取性和可理解性的干预措施较易实施，如Conservation Evidence平台和期刊中的管理影响专栏。组织层面的因素（如能力、领导力、激励与资源）虽然重要，但鉴于保护领域长期资金不足，许多此类干预可能不切实际。
研究结论强调，研究者应从描述证据使用障碍转向识别并明确测试解决方案。鉴于各因素相互关联，应优先实施同时解决多重障碍的干预措施，如知识共同生产、将科学家嵌入组织和知识中介（knowledge brokering）。未来研究应利用准实验反事实方法、比较案例研究和对组织变化的长期评估，检验这些干预的有效性。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应在界定管理和研究问题时尽早接触，明确表达优先知识需求，并投资于促进对话和证据解读的机制。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下，应根据错误决策的潜在后果和不确定性程度来优先配置证据使用投入。最终，缩小保护领域的科学-实践差距不仅需要更好的证据，还需要支持性的制度、包容性的流程和跨知识系统持续学习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