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Pro-environment behaviors, invasive plant management, and the gap between motivations for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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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植物物种对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社区构成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和全球化加剧了入侵植物的扩散和定殖，且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由于入侵植物能够在新栖息地定殖和扩散，成功的管理通常需要跨土地所有权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集体行动，以在地理尺度上实施管理实践，从而限制未管理区域
入侵植物物种对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社区构成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和全球化加剧了入侵植物的扩散和定殖，且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由于入侵植物能够在新栖息地定殖和扩散，成功的管理通常需要跨土地所有权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集体行动，以在地理尺度上实施管理实践，从而限制未管理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再建。然而，入侵植物管理可能需要不同于其他亲环境行为的动机，因为入侵植物的缓解往往具有较高的个体成本，在孤立开展时效果有限，并且强调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动。在本文中，研究人员将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应用于入侵植物管理问题。通过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开展的一项公众调查，研究人员评估了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如何与参与非洲虎尾草（Pennisetum ciliare）缓解的意愿及报告的行动相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激励行为意愿的因素与影响实际行动的因素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意愿-行动差距似乎部分取决于个体与非洲虎尾草威胁的个人联系感，以及其相信自身行动能够对有效管理做出有意义贡献的信念。因此，土地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外展活动前可能需要调查社区动机，并强调切实可行、对个人有意义的机会以促进个体行动。
论文解读：亲环境行为、入侵植物管理与行为意愿—行动动机差距
入侵植物物种对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社区构成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其扩散与定殖。由于入侵植物能够在新栖息地迅速建立并蔓延，成功的管理通常需要跨土地所有权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集体行动，才能在地理尺度上控制溢出效应和再建。然而，入侵植物管理往往具有高个体成本、孤立的努力效果有限以及强调整体集体行动等特点，这使得其行为动机可能不同于其他亲环境行为。本研究以非洲虎尾草（Pennisetum ciliare）为对象，该入侵禾草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所在的索诺兰沙漠通过增加易燃细燃料改变火情，威胁本地标志性物种巨人柱仙人掌（Carnegiea gigantea）。尽管当地已有多年的公众宣传，个体参与管理程度仍然有限。为此，研究人员运用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通过调查居民对非洲虎尾草威胁的评估和自身应对能力的评估，探究影响个体愿意参与缓解（行为意愿）与实际采取行动（行为）的因素差异，以揭示意愿—行动差距的成因，为管理者设计更有效的社区动员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于2021年1月通过Qualtrics在线调查收集数据，样本来自亚利桑那州皮马县548名居民或土地所有者，并采用配额抽样匹配当地人口普查特征。研究构建了PMT的威胁评估（感知严重性、感知脆弱性、恐惧反应）和应对评估（感知反应效能、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反应成本）变量，同时加入先验知识、环境态度、火灾直接影响以及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统计方法包括用于估计行为意愿的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和用于估计是否采取行动的二元Logistic回归，并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同时通过Cronbach's alpha、因子分析、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检验等验证测量的信度与稳健性。该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同时考察意愿和实际行动两个结果，使研究者能够识别行为意图到实际行动转化过程中的关键障碍。
研究结果部分。意愿模型的结果表明，先验知识、感知严重性、恐惧反应、感知反应效能和感知自我效能均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非洲虎尾草管理的意愿。具体而言，当这些变量从最小值增加到最大值时，意愿预期值分别增加35%、43%、31%、33%和60%。年龄是显著的负向控制变量，65岁以上居民意愿明显低于青年群体；较高收入群体表现出更高意愿；曾受火灾影响与意愿弱正相关，而环境态度则呈弱负相关。行动模型的结果则显示，在实际行动层面，只有感知自我效能仍然显著，自我效能每增加一个单位，报告采取行动的优势比增加约1.38；当自我效能从最低升至最高时，采取行动的概率从27%增至68%。65岁以上居民采取行动的优势比显著降低（OR=0.24），而曾受火灾影响者采取行动的优势比提高约2.0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态度在行动模型中仍显著负向（OR=0.71），而感知严重性、恐惧反应、感知反应效能等在意愿模型中显著的变量在行动模型中均不再显著。这表明驱动实际行为的因素范围比驱动意愿的因素更窄，意愿—行动差距确实存在。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PMT变量对行为意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支持通过教育宣传提升公众意愿的可行性。然而，意愿向行动的转化似乎取决于个人与威胁的直接联系以及个体对自身行动有效性的信念。环境态度负向这一意外发现可能有多种解释：利己动机而非普遍环境信念更能激发行为；具有较强环境态度的个体更了解控制入侵物种的困难，因而对个体管理效果持悲观态度；此外，非洲虎尾草管理通常需要践踏土地、扰动土壤，甚至使用除草剂，这些行为可能被强环境态度群体视为对环境有害。个人火灾经历和感知自我效能的显著作用进一步凸显了个体层面的风险感知和可控性信念的重要性。
管理启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土地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应仅依赖提升公众意愿，而应提供将意愿转化为行动所必需的机会、资源和技术支持。公共宣传应着重说明个体行动在治理进程中的具体影响，将问题认知转化为实际参与。有效的宣传教育应诉诸利己动机，即降低个人受害风险和强调个人行动能够发挥作用。地方政策制定者还需注意制度设计、决策过程和推广策略，让居民参与问题界定、议程设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从而支持大规模集体行动。虽然研究结论未必能直接外推到其他地区，但它清楚地表明，在开展公共宣传或管理运动之前，调查社区的真实动机至关重要，否则可能针对错误的激励方向而徒劳无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