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披露与可持续性奖项：外部鉴证是否增添价值？来自欧洲情境的经验证据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Climate Change Disclosure and Sustainability Awards: Does Assurance Add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Context

　　

可持续性奖项（Sustainability Awards）已成为认可企业环境与社会表现的一种日益显著的机制。本文考察了气候变化披露（Climate Change Disclosure）与可持续性报告外部鉴证（External Assurance）对企业获得可持续性表现奖项可能性的个体效应与联合效应。研究人员以2015–2022年间600家欧洲公司为样本，估计了具有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线性回归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可持续性鉴证显著提升了气候变化披露的全面性；气候披露与独立鉴证均提高了获得可持续性奖项的概率；此外，鉴证强化了气候披露的信号价值，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获得奖项认可的可能性。然而，鉴证提供者的特征并不影响上述效应，但鉴证任期（Assurance Tenure）正向影响获得可持续性奖项的概率。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果在不同方法论设定下的稳定性。

在气候危机日益加剧和全球可持续监管不断演进的背景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及气候风险信息的披露已成为提升企业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核心手段。欧盟先后通过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等一系列强制性规则，推动企业气候信息披露走向标准化。然而，在披露依然存在较大裁量空间的环境下，选择性报告和“绿色清洗”风险凸显。已有文献大多孤立考察气候变化披露或可持续性鉴证，未能区分披露带来的“可见性”与鉴证赋予的“可信度”两种不同信号机制，也较少以企业获得的可持续性奖项作为外部认可的结果变量。基于合法性理论、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将可持续性奖项界定为独立评审机构对企业可持续绩效的外部确认，旨在检验气候披露与可持续性鉴证对企业获奖概率的个体效应、联合效应及边界条件。

研究人员利用LSEG Data & Analytics数据库（原Refinitiv），选取2015–2022年间600家欧洲大型企业、共计4042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样本，这些企业分布于20个欧洲国家和8个行业。被解释变量包括气候变化披露评分CChDiscl（依据TCFD建议和ESRS E1选取23个可用项目构建的0–100分指标）以及企业是否获得可持续性奖项的二分变量SustAward。研究以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为基准模型，同时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解释变量均使用一期滞后值以缓解内生性，交互项采用中心化处理降低多重共线性，并运用Delta方法估计边际效应。稳健性检验使用Tobit回归、Probit回归以及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另外还针对鉴证企业子样本、鉴证提供者属性以及欧盟最新监管门槛进行了补充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与双变量相关分析：描述统计显示，42.23%的样本公司曾获得可持续性奖项，53.98%的公司为其可持续性报告购买外部鉴证，CChDiscl的均值为50.67；双变量相关矩阵中各变量相关系数较低，且VIF值均低于5，表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5.2 基础模型主要发现：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估计一致显示，可持续性鉴证对CChDiscl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机效应系数δ₁=0.0426，p<0.01），支持假设H1；在获奖方程中，CChDiscl和Assuranc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支持假设H2和H3；CChDiscl*Assurance交互项在99%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随机效应系数β₃=4.565，p<0.01），支持假设H4。边际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当企业披露的条目占比低于约35%时，鉴证对获奖概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当披露水平超过该阈值后，鉴证的正向调节作用逐渐增强，说明鉴证作为“信号放大器”需要以实质性披露为前提。

5.3 基础模型证据讨论：研究发现与欧洲情境下Giannarakis等（2018）、Bui等（2021）和Luo等（2023）一致，验证了鉴证改善气候信息披露质量的观点；同时，与Ben Mohamed等（2024）在法国企业样本中观察到鉴证与奖项的正向关联一致，但与Hassan和Ibrahim（2012）在英国情境中的结果不同，这提示制度环境可能影响鉴证信号的外部识别价值。

6. 稳健性分析：由于CChDiscl具有上下限审查特征，Tobit回归排除了OLS可能存在的衰减偏误，Assurance的系数依然在99%水平上显著为正；Probit回归结果与Logit回归一致，表明结论不依赖于连接函数的选择。为应对样本选择问题，研究人员将样本扩展至890家欧洲公司（5120个观测值），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估计企业购买鉴证的概率并计算逆米尔斯比（IMR），第二阶段将IMR纳入解释变量；结果显示IMR在统计上不显著，证实先前结论并未受到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

7. 补充分析：第一，仅以339家购买鉴证服务的公司（2182个观测值）为样本，CChDiscl仍显著提高SustAward的概率（随机效应系数β=8.835，p<0.01），显示即使在已鉴证企业中，披露充分性依然是奖项评选的关键标准。第二，将鉴证提供者类型（Big4与非Big4）和鉴证任期引入模型，未发现Big4对CChDiscl或SustAward产生显著调节效应，CChDiscl*Big4和CChDiscl*Tenure也均不显著；但鉴证任期Tenure对SustAward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机效应系数β=0.548，p<0.05），表明长期稳定的鉴证关系通过组织学习和ESG治理成熟度提升了企业获得奖项的可能性。第三，考虑到欧盟可持续性综合方案将强制报告门槛调整至员工超过1000人且营业额超过4.5亿欧元，研究人员以520家满足新门槛的公司（3230个观测值）重新估计模型，结果与基线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在新的监管边界下依然成立。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证明，气候披露与独立鉴证构成一种“双层次等级化信号”，其中披露提供了基础性信息，鉴证则作为可信度乘数增强了信息效力。与Abay（2026）在资本市场发现强制鉴证会降低信号区分度的结论不同，本文在奖项评审机构这一特定受众场景中发现鉴证依然发挥显著的信号增强作用，表明鉴证的价值取决于评估者的目标与制度情境，而非具有普适性。理论贡献方面，本文提出“信号放大”概念，将信号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连接，并指出制度化鉴证实践本身比具体鉴证提供者的身份更能强化组织合法性。实践层面，研究为欧盟后综合方案时期扩大自愿披露和鉴证提供了激励机制设计思路，例如通过可持续性奖项、官方认证通道以及绿色金融优惠来促进企业自愿参与。社会层面，鉴证将气候数据从象征性表述转化为可验证的高质量信息，有效抑制绿色清洗，并通过规模企业的“涓滴效应”加速整体市场向低碳经济转型。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可持续性鉴证显著拓展了欧洲企业气候变化披露的范围；气候变化披露与独立鉴证均提高了企业获得可持续性奖项的概率，且二者存在显著互补效应；鉴证提供者的类型不改变上述关系，但鉴证任期对获奖概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集中于欧洲大型企业，奖项处理未区分获奖机构声望，且公开数据难以揭示企业内部鉴证决策动态。未来研究可在非欧洲制度环境、强制与自愿鉴证对比、奖项加权度量以及治理结构与文化维度调节效应等方面继续推进。本文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