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健康中的性别差异：基于HILDA调查的澳大利亚在职父母纵向研究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employed Australian parents: findings from the HILDA survey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在职父母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纵向关联。具体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WFC和家庭-工作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FWC）的个体内变化是否与心理健康的变化相关。 方法：研究使用澳大利亚家庭、收入与劳动动态调查（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HILDA）数据，采用个体内固定效应回归分析（within-person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考察有≤14岁子女抚养责任的劳动年龄成年人（18–64岁）中WFC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结局指标为总体心理健康和整体心理幸福感，采用心理健康量表-5（Mental Health Inventory-5，MHI-5）评估，作为连续变量，得分范围为0至100。WFC的两个维度（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均作为连续变量测量，取值范围为1至7，得分越高表示冲突程度越大，同时考察性别差异。暴露因素、结局指标和协变量在21年随访期间被重复评估。 结果：共纳入7，265名参与者（46，564次观测），覆盖2001–2021年各波次数据，均为从事有偿就业且家中有≤14岁子女的劳动年龄父母，至少有两波数据且无缺失数据。母亲和父亲的平均（标准差）随访时长分别为6.1（3.7）年和6.7（4.2）年。参与者中49.6%为女性，母亲和父亲的基线平均年龄均为35岁。WFC的增加与女性（β系数 = ?1.25 [95% CI： ?1.45， ?1.05]）和男性（β系数 = ?1.21 [95% CI： ?1.40， ?1.02]）的心理健康均呈负相关。FWC的增加与女性（β系数 = ?1.09 [95% CI： ?1.33， ?0.85]）和男性（β系数 = ?1.51 [95% CI： ?1.75， ?1.28]）的心理健康恶化相关。 结论：WFC和FWC随时间的变化与男女心理健康的变化均存在关联。需要更多关注识别和实施相关策略，以帮助在职父母应对或减少WFC。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植根于角色紧张和角色压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需同时承担多重角色，每种角色都伴随着特定行为、时间投入、资源或身体在场的要求。家庭和职业领域是承载持续需求、期望和社会规范压力的关键角色，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角色间紧张和压力即表现为WFC。WFC可发生于职业责任影响家庭生活之时，而家庭-工作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FWC）则出现于家庭义务妨碍工作表现之际。两种形式的冲突均可引发压力、降低整体幸福感，并减少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

澳大利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普遍。近期数据显示，约22%的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内经历过精神障碍，估计43%的人一生中某个阶段经历过精神疾病。抑郁和焦虑的患病率在年轻成人（15–34岁）中最高，且心理困扰水平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父母群体面临与照护责任、经济压力和工作-家庭需求相关的独特心理健康挑战。对2，555名有4–14岁子女的澳大利亚父母调查显示，超过70%报告存在中度至极高水平心理困扰。纵向研究进一步表明，澳大利亚父母的心理健康结果在疫情期间及之后恶化，2023年焦虑和抑郁水平仍比疫情前高出约30–35%。

在职父母约占澳大利亚劳动力的五分之二。尽管女性工作时间在许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有所增加，但这一转变并未伴随其照护责任和家务劳动时间的相应减少。平衡工作和家庭中往往相互竞争且冲突的需求给女性带来显著压力，母亲报告的WFC常多于父亲。约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父母报告经历WFC。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WFC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存在若干重要局限。多数证据基于横断面数据或传统纵向分析，未能充分控制可能同时影响WFC和心理健康的稳定个体特征，因此观察到的关联可能部分反映个体间差异而非个体内随WFC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健康变化。此外，相对较少研究在较长时间内使用WFC、FWC和心理健康的重复测量来考察这些关联。虽然WFC和心理健康中的性别差异已有记录，但在控制个体时不变特征后，关于WFC与心理健康关联是否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存在差异的证据有限。

澳大利亚的背景与其他国家不同，凸显了使用澳大利亚数据开展研究的必要性。一个半收入者模式（一方全职、另一方兼职）在澳大利亚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普遍，这主要归因于鼓励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税收优惠制度。同时，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育儿正日益成为常态，这可能影响WFC的体验。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在职父母中WFC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纵向关联，具体探讨WFC和FWC的个体内变化是否与心理健康变化相关。研究人员假设WFC和FWC的增加将与心理健康下降相关，并进一步考察WFC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在母亲和父亲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使用澳大利亚家庭、收入与劳动动态调查（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HILDA）2001至2021年各波次数据，样本限定为18–64岁、从事有偿就业且家中有15岁以下受抚养子女的父母。最终分析样本包括7，265名参与者（46，564次观测），其中母亲3，603名（21，998次观测）、父亲3，662名（24，566次观测）。

研究结果表明，WFC的增加与女性和男性的心理健康均呈负相关。FWC的增加也与女性和男性的心理健康恶化相关。FWC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在父亲中略强。总体上，WFC与心理健康的关联未观察到实质性性别差异。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确认WFC和FWC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构念，支持将其作为独立暴露变量纳入模型。敏感性分析证实了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首次在HILDA背景下验证这些测量工具，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使每个参与者作为自身对照，有效控制了时不变混杂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强调需要识别和实施帮助父母应对或减少WFC的策略，促进男女在有偿和无偿工作中的责任共享，同时改善高质量儿童保育的可及性。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HILDA调查数据（澳大利亚全国性纵向面板调查，2001–2021年共19波），采用个体内固定效应回归分析（within-person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估计WFC变化与心理健康变化之间的关联。该方法通过差分消除所有时不变个体特征（如人格、态度等）的混杂影响，使每个参与者作为自身对照。WFC和FWC采用Marshall和Barnett工作-家庭压力与获益量表（Marshall and Barnett work–family strains and gains scales）各4个条目测量，心理健康结局采用心理健康量表-5（Mental Health Inventory-5，MHI-5）评估。研究人员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以确认WFC和FWC的双因子结构，并采用Mundlak分析、排除基线心理健康较差者及排除COVID相关波次等敏感性分析检验结果稳健性。

四、研究结果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CFA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设定两个相关的潜变量WFC和FWC，各由四个有序条目测量。所有指标均显著载荷于各自因子（所有P < 0.001），载荷范围为1.10至2.63。两个潜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较高（r = 0.764），表明WFC和FWC维度之间存在强关联。似然比检验显示双因子模型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χ²(1) = 6140.99，P < 0.001，支持WFC和FWC作为独立但相关维度的理论区分。

样本特征描述结果：澳大利亚在职母亲平均参与6.1（3.7）年HILDA数据，平均MHI-5得分为73.9，平均WFC和FWC得分分别为3.6和3.2。母亲平均每周工作28.9小时，平均每周花费23.0小时照护子女、22.2小时做家务。澳大利亚在职父亲平均参与6.7（4.2）年数据，平均MHI-5得分为76.4，平均WFC和FWC得分分别为4.0和3.1。父亲平均每周工作45.4小时，平均每周花费10.8小时照护子女、7.8小时做家务。男性报告的WFC和每周工作时间更高，而女性报告的照护和家务时间更多。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对母亲而言，WFC每增加一个单位，MHI-5得分平均下降1.25个单位（β系数 = ?1.25；95% CI： ?1.45， ?1.05）；FWC每增加一个单位，MHI-5得分平均下降1.09个单位（β系数 = ?1.09；95% CI： ?1.33， ?0.85）。对父亲而言，WFC每增加一个单位，MHI-5得分平均下降1.21个单位（β系数 = ?1.21；95% CI： ?1.40， ?1.02）；FWC每增加一个单位，MHI-5得分平均下降1.51个单位（β系数 = ?1.51；95% CI： ?1.75， ?1.28）。调整与不调整照护和家务时间的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敏感性分析结果：Mundlak分析中的个体内估计与固定效应结果高度一致。排除基线心理健康较差参与者的分析仅略微减弱结果。排除COVID相关波次21数据后，母亲和父亲的结果基本不变。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一致证明WFC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不利关联，且两种冲突维度均与心理健康下降相关。FWC显示出比WFC更大的变异性，可能反映FWC条目的异质性。未观察到WFC与心理健康关联中的实质性性别差异，但FWC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在父亲中略强。这一性别差异可能部分由围绕母亲就业的性别规范解释，这些规范强调男性养家模式，即女性为主要照护者和次要收入者。结合澳大利亚相对较高的儿童保育成本，有伴侣的母亲可能被引导进入较低质量的兼职工作，作为分担育儿策略的一部分，以补充家庭收入同时避免儿童保育费用并减少WFC。研究结果与先前研究一致，支持FWC对男性心理健康有更强效应的观察。

研究优势包括使用HILDA数据进行稳健纵向分析、固定效应回归使每个参与者作为自身对照、MHI-5作为可靠且经过验证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通过CFA验证WFC和FWC为独立构念。局限性包括无法强有力地主张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影响WFC和心理健康报告的不可观测时变因素、无法排除反向因果、缺乏怀孕状态和子女健康状况信息、因流失和条目无应答可能导致分析样本更具优势从而低估真实关联、结果推广性限于澳大利亚有育儿责任的在职工作者。

研究结论：WFC与母亲和父亲的心理健康较差 consistently 相关，总体上无实质性性别差异。WFC和FWC均为既独立又相关的维度，各自与心理健康下降独立相关。虽然关联在性别间大体相似，但FWC与父亲心理健康的关联略强。这些发现强调了WFC对在职父母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以及工作和家庭角色及其平衡对父母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需要加大力度识别和实施帮助父母应对或减少两类WFC暴露的策略，制定反映工作和家庭中性别角色变化本质的工作-生活平衡策略和家庭支持政策。雇主应认识到FWC是所有员工的重要压力来源。在澳大利亚，促进经济平等的关键策略是鼓励母亲和父亲在有偿和无偿工作中共享责任，同时改善高质量儿童保育的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