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用评级与社会稳定：来自中国污染行业劳资冲突的证据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redit rating and so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capital-labor conflicts in China's polluting industries

　　

•我们为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我们使用中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EECES）作为自然实验。•我们发现EECES减少了劳资冲突。•EECES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起到补充作用。引言维持社会稳定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和有效公共治理至关重要。然而，反复发生的劳资冲突是对社会秩序的重大破坏，对长期社会稳定构成严重障碍。劳资冲突是指工人与雇主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因利润分配、工作条件或劳动权利分歧而产生的对抗性纠纷（Spector, 2004）。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污染企业通常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雇佣大量劳动力，形成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为频繁发生劳资冲突提供了现实基础（Lin et al., 2025; Ning et al., 2025; Teng et al., 2025）。与高附加值产业相比，污染企业通常提供较差的工作条件、较低的福利保障和有限的盈利能力，使得工人更难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加剧了劳资之间的冲突。此类冲突不仅会对工人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稳定（Di Maio and Nandi, 2013; Le et al., 2022; Zu et al., 2024）。因此，深入理解并有效缓解污染行业的劳资冲突，对于促进社会稳定、保护劳动权益和提升公司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信息不完备和企业不诚信是加剧劳资冲突的关键因素。在环境污染方面，Li和Meng（2023）发现空气污染通过生物学机制使工人更易冲动，从而增加了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Navas等人（2022）表明，在重度污染企业中，工人因健康担忧更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在信息不完备方面，Cho等人（2024）提出，企业与社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成为冲突来源。Menuet和Sekeris（2021）认为，信息不完备促使各方基于部分信息做出决策，导致误解和冲突。在企业不诚信方面，Chu和Fafchamps（2022）断言，管理者不遵守劳动法是中国企业频繁发生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Grosch和Rau（2020）揭示，不合理的工资分配方案可能引发员工的不道德行为，从而增加冲突风险。然而，大多数现有研究侧重于识别和分析单个驱动因素，缺乏从系统政策角度考察能够同时缓解多种触发因素的治理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当前文献尚未探讨环境信用这一独特整合环境规制和信贷约束双重功能的因素。作为中国环境治理方面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EECES）旨在通过分级监管和信贷约束来增强企业的环境合规性和信用等级。然而，其更广泛的社会治理效应——尤其是对劳资关系的潜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探索。为弥合这一空白，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的污染行业，以EECES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企业环境信用评级对劳资冲突的影响。中国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制度环境，拥有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劳资冲突样本。中国拥有大量污染企业，雇佣着全球最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目前正处于快速的社会结构转型期，导致劳动争议频发。1 2023年，中国有385万件劳动和就业纠纷案件，涉及408万名工人。2 为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不断完善综合性的治理和预防体系。例如， workplace safety regulations 和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有效遏制了大规模劳资冲突。然而，大量的轻微劳资冲突仍然存在，主要围绕工资拖欠、福利待遇和违反劳动合同等个人权益问题。201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该政策要求污染企业参与环境信用评价，根据其评级结果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罚，同时为合规企业提供政策激励。这不仅有效遏制了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还提升了其整体环境信用等级。2014年，河北、安徽、湖北、广东、甘肃和西藏等省份率先实施EECES，随后在其他省份逐步推广（图1）。我们手工收集了2011年至2021年中国地级市实施EECES的时间线，并将其与这些城市污染行业中的劳资冲突数量进行匹配，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我们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方法考察EECES对劳资冲突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实施EECES的城市相比，实施该制度的城市劳资冲突减少了约17.63%，表明EECES在缓解此类冲突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渠道检验表明，EECES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首先，该制度有效减少了员工暴露于污染的程度。城市层面的证据显示，实施EECES的城市SO2排放量和PM2.5浓度均显著下降，表明该制度有效控制了企业污染排放。这减轻了员工因污染暴露而产生的焦虑，减少了冲动行为，从而降低了冲突发生率。其次，EECES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该制度改善了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EID）的质量，有效遏制了企业漂绿行为。这减少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因缺乏透明度而产生的潜在冲突风险。第三，EECES增强了社会对企业的信任。该制度提升了城市内污染企业的总体社会信任度。随着员工对企业信任度的增强，劳动争议更有可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从而有效减少了劳资冲突。考虑到社会治理能力在缓解冲突中的积极作用（Krampe et al., 2021; Lubell et al., 2020; Wu et al., 2026），我们考察了其对EECES减少劳资冲突效果的调节影响。我们将社会治理能力分为三个维度：环境治理、经济管理和民生保障。我们发现，在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城市，EECES的冲突缓解效应更为显著。第一，在环境治理能力较弱的城市，企业污染控制机制尚不完善，EECES部分弥补了这些不足，从而表现出更显著的冲突缓解效应。第二，在经济管理能力较弱的城市，劳动监管体系和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尚不健全，EECES通过提升企业环境信用，促进企业公平的劳动实践和道德规范的遵守，部分弥补了经济管理能力的不足，从而更有效地缓解了劳资冲突。第三，在民生保障能力较弱的城市，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导致因生活压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增加，这使得EECES在缓解冲突方面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缓解劳资冲突的角度来看，EECES部分弥补了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3本研究为识别缓解劳资冲突的有效方法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利用中国不同城市间的时间和空间差异，评估企业环境信用对劳资冲突的影响。这与以往主要依赖案例研究和跨国比较（Bertinelli et al., 2025; Chu and Fafchamps, 2022; Di Maio and Leone Sciabolazza, 2023; Oya and Schaefer, 2021）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具有更强的普适性和适用性。传统缓解劳资冲突的策略包括金融发展（Gouzoulis, 2021）、企业公平劳动实践（B?hm et al., 2020）、环境治理（Conigliani et al., 2024; Efobi et al., 2025）以及加强工会权利（Atzeni and Grigera, 2019; Marslev et al., 2022）。与这些方法不同，本研究探索了一种新机制——通过EECES增强环境信用，这是中国一项旨在控制企业污染排放和增强企业信用的制度创新。迄今为止，关于EECES的研究相对有限。通过分析污染行业中劳资冲突的城市级数据，我们发现EECES对污染企业的此类冲突具有显著的缓解效果。这一发现建立在现有环境信用研究的基础上，后者主要考察了企业环境信用相对有限的影响，如环境污染（Di et al., 2023）、银行贷款（Yin et al., 2024）和融资成本（Liu et al., 2023）。其次，Caruana等人（2021）和Li和Meng（2023）认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不公平的劳动实践会显著扭曲劳资关系。然而，环境信用在促进和谐劳资关系方面的作用值得更多关注。我们发现，加强企业环境信用可以通过减少工人暴露于污染的程度、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和增强社会对企业信任来缓解劳资冲突。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Michalski和Low（2024）的研究，他们主张企业在环境表现和治理方面的高绩效可以增强其信用水平。此外，本研究还表明，提升企业环境信用不仅有助于减少企业污染排放，还能增强公司治理。第三，本研究为社会稳定和劳资冲突治理提供了新颖的见解，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维持社会稳定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B?hm et al., 2021; Peltonen and Sairinen, 2010; Prenzel and Vanclay, 2014; Wu et al., 2026）。在应对劳资冲突时，政府通过推动法律改革（Choi, 2010）、改善公共服务供给（Sanogo, 2019）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Owen, 2004）来持续增强其社会治理能力。本研究表明，EECES在缓解劳资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在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城市，EECES在缓解冲突方面表现出更为有效的效果，从而补充了现有的社会治理框架。章节摘要制度背景EECES是一项环境管理措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据企业环境行为数据，使用预先设定的指标、方法和程序评估企业环境信用，并将评级结果公开披露，以便于公众监督和相关主管部门利用。评估流程的详细信息见图A.1（附录）。在该制度下，污染物总量排放较高的企业将……劳资冲突劳资冲突通常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抗议、静坐、罢工、示威、自杀威胁以及其他相关行动（Ray and Esteban, 2017）。鉴于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那些影响广泛、后果深远的劳资冲突，如武装冲突、政治冲突或文化冲突，已基本被消除。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轻微的劳资冲突，如抗议……基准回归图2展示了回归结果，分析如下：图中蓝色线代表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Clc的系数为?0.1763（p < 0.01），表明实施EECES的城市相对于未实施该政策的城市，劳资冲突减少了约17.63%。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设1。图2中的黄色线展示了事件研究法的回归结果。在政策实施前……社会治理能力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较强的社会治理能力可以有效缓解劳资冲突（Hegre and Nyg?rd, 2015; Robins et al., 2011）。尽管EECES有助于减少劳资冲突，但其实际效果可能因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鉴于环境治理、经济管理和民生保障是评估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进一步分析：EECES的经济影响尽管EECES提升了企业环境信用并缓解了劳资冲突，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影响。首先，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企业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包括引入绿色设备、升级生产技术和加强废物管理体系。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产量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结论本研究以中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EECES）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年至2021年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企业环境信用评级对劳资冲突的影响。

我们发现了一条促进社会稳定的新渠道，即通过环境企业信用评估体系（EECES）增强企业环境信用。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实施EECES的城市大约会经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致谢
本工作得到了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编号：KYCX23_0407；编号：KYCX25_0656）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编号：BCXJ24-20）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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