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麦加地区也门难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性别作为主要独立预测因子及最显著创伤暴露的时间点

《European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PTSD symptoms among Yemeni refugees in Makkah, Saudi Arabia: sex as the primary independent predictor and timing of most salient traumatic exposure

　　

**摘要**

被迫寻求庇护与显著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密切相关，但在城市庇护环境中，性别、教育水平和创伤发生时间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本研究调查了222名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也门难民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使用的是经改编的26项Far'oun创伤后应激量表。数据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分析和自助重抽样多元线性回归（5000次重抽样）进行分析。大多数参与者报告的评分处于本研究定义的中等至重度严重度区间内。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非临床筛查工具和概率抽样样本，这些结果不应被解释为DSM-5-TR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也不应被视为临床诊断的证据。性别分类是多元模型中唯一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独立相关因素，女性参与者的症状评分高于男性参与者。在双变量分析中，较低的教育水平与更高的严重度相关，但在多变量模型中此关联不显著。创伤发生时间与症状变异无显著关联。研究发现提示，性别分类是该样本中症状严重度最强的可测量相关因素，这凸显了庇护环境中需要本地化、文化响应且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必要性。

**引言**

全球难民危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超过一亿人因战争经历被迫迁移。受持续地区冲突影响的阿拉伯难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2023）。这些难民为逃离暴力和迫害而跨境逃往安全之地，由于对基于种族、宗教、国籍、社会群体或政治意见的迫害感到恐惧，他们无法或不愿返回原籍国（UNHCR，2019）。为应对这些挑战，《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等国际框架已确认受影响个体获得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的权利（联合国大会，2016）。尽管有这些框架，据报道超过50%的难民未获得任何正式的社会心理支持（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心理健康负担通过表观遗传传递影响后代（Raza等，2023），凸显了被迫迁移的长期影响（Tarhan等，2022）。

在此背景下，暴露于创伤性危机——如战争、被迫迁移和大规模暴力——是心理障碍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些经历往往涉及大规模破坏、财产损失和超越个体应对能力的巨大压力源。与战争相关的创伤不仅局限于物理破坏；它在心理层面持续影响幸存者，通常扰乱其身份认同和作为社会生产性成员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

此类事件最常见的后果之一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Ferrera-Silva等，2024；Hussein等，2025）。该病症已在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索马里在内的多个冲突地区得到广泛记录（Turrini等，2017）。PTSD不仅可能发生在直接受影响者中，还可能发生在目击者和间接受到创伤暴露的个体中（Even等，2024）。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2022）将PTSD定义为暴露于创伤性事件后可能发生的精神障碍。根据DSM-5和DSM-5-TR标准（APA，2022），创伤暴露明确包含四种操作性途径：（1）直接经历创伤事件；（2）亲眼目睹他人正在经历的事件；（3）得知涉及实际或威胁性死亡或伤害的创伤事件发生在近亲或密友身上；或（4）在职业职责过程中反复或极端暴露于创伤事件的令人厌恶的细节。然而，本研究在分析上聚焦于参与者在庇护前阶段或庇护旅途中报告的直接暴露。PTSD的特征包括创伤事件的持续再体验、回避行为、警觉性增高以及认知和情绪的负面改变。这些症状可严重损害个人的社会、职业和学习功能（WHO，2021）。至关重要的是，对难民心理健康的特别关注势在必行，尤其是因为PTSD症状可从一个月持续到数年，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可持续长达40年（Marmar等，2015）。在此方面，本研究评估了与庇护前或庇护旅途中发生的暴露事件相关的当前创伤后应激症状。然而，由于未系统记录每次创伤事件以来的确切时间间隔和症状持续时间，研究结果不应被解释为确立DSM-5-TR PTSD诊断，也不应被视为在慢性PTSD与急性创伤后应激（PTS）之间做出确定性区分。这些症状常伴随自伤、攻击性或自杀意念，尤其是面临边缘化的难民社区中（Levi-Belz & Yalon，2023）。

创伤事件被视为PTSD的核心要素；然而，个体的反应仍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暴露于同一事件的难民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出现症状（Scholl等，2022）。人为引发的创伤性事件比自然灾害引发更强的反应，因为人类实施战争、杀戮和迫使人口流亡他国等暴力行为是罕见且不可预料的（Salman，2017）。在此背景下，通过考察创伤暴露的时间顺序来理解难民群体的PTSD严重度是可行的。研究历来区分在原籍国内直接经历的创伤（如暴力、逆境和丧失）和在随后过渡阶段直接遭遇的创伤（如目睹严重事件或在恶劣条件下幸存）（Finklestein & Solomon，2009）。在创伤暴露框架中，这些不同阶段代表不同的逆境时间窗口。虽然累积创伤框架（Kira，2001；Kira等，2008）和序列创伤化模型（Keilson，1992）表明被迫迁移不能被理解为孤立的时序事件，但其他研究指出，庇护轨迹中各阶段的恶劣条件可能无论具体时间如何均产生深重的症状水平。这一视角表明，理解创伤相关的PTSD需要考察严重冲突暴露和随后资源耗竭的并发和叠加贡献——从而在资源保存框架内动态塑造长期心理结果（Hobfoll，1989）。

在宿主国中持续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因被迫迁移的社会心理挑战所致，可进一步加剧难民的PTSD症状（Boettcher & Neuner，2022）。多项研究报告在迁移后阶段出现了显著的心理健康困扰（Kurt等，2022）。在麦加市也门难民的具体情境下，这种困扰深刻受到独特的宿主环境压力源的影响。与传统的集中式营地模式不同，居住在麦加市的都市融入型也门难民面临复杂的日常挑战，包括高昂的租金和生活成本、社会经济融入困难、长期家庭分离、获取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渠道有限，以及由于缺乏正式难民地位而导致的持续性法律脆弱性（C?té-Olijnyk等，2024；Miller & Rasmussen，2010；Porter & Haslam，2005）。在Hobfoll（1989）的资源保存理论中，这些叠加的迁移后条件充当着持续消耗心理资源的威胁。然而，对许多难民而言，心理负担主要由庇护旅途中不同阶段所遭遇的严重创伤经历所塑造。虽然一些研究认为庇护前创伤可能在PTSD严重度中具有不同的分量（Nickerson等，2011），但也有观点认为创伤的严重度可能更多地受冲突环境整体状况的影响，而非暴露的具体时间。理解创伤暴露时间的具体影响对于确定特定难民群体中PTSD的主要驱动因素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也门背景下冲突相关压力源的慢性、延续性质（Al-Ammar等，2017；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2）。在也门背景下，长期冲突和有限的心理健康服务获取增加了心理困扰的易感性，而反复暴露于创伤事件可能叠加创伤后应激症状（Al-Ammar等，2017）。此外，在解释难民群体的PTSD症状报告时，应考虑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当标准化工具经改编用于阿拉伯难民群体时（Far'oun，2020）。文化背景可能影响创伤后困扰的体验、解读和报告方式。难民可能通过心理、躯体、关系或灵性方式表达困扰，而污名化可能影响其承认或披露特定症状的意愿。因此，使用文化改编工具获得的评分应被解释为文化情境化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报告，而非文化中性的病理指标。

此类创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涉及心理、认知和行为领域。在心理方面，难民患PTSD和抑郁症的比例显著高于一般人群（Blackmore等，2020）。从认知角度看，创伤经历可根本性地重塑核心信念和对安全的感知（Falsetti等，2003）。在行为方面，这些影响可能表现为攻击性增高或自杀意念，尤其是面临长期庇护者中（Levi-Belz & Yalon，2023）。鉴于这些广泛的影响，众多研究已记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难民的心理健康负担，包括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Kurt等，2022）、伊拉克人（Ballan，2013）、苏丹人（Hussein等，2025）、地区宿主环境中的巴勒斯坦人（Fadl等，2026）以及乌克兰人（Shalimova等，2024）。虽然近期研究已开始探索也门难民的处境（Garoon等，2022），但迫切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这一脆弱群体的特定心理健康挑战。

以往研究表明，难民的PTSD受认知因素（Far'oun，2020）、经济因素（Erol & Se?inti，2022）和社会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影响，包括迁移后社会脱节（Kurt等，2026）、远距离庇护旅程（Eiset等，2022）和生活条件（Shalimova等，2024）。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仍不一致；一些研究报告了显著差异（Fadl等，2026；Kurt等，2022；Brea Larios等，2022），而其他研究未发现此类效应（Ballan，2013；Far'oun，2020）。为保持概念精确性，有必要澄清本研究专门评估的是生物学性别（男/女）作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并确保这一生物学区分在全文术语中始终一致应用。同样，教育水平已被证明影响PTSD症状的严重度（Kurt等，2022）。然而，这一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也门难民的探索仍十分匮乏，这凸显了本研究的重要性。此外，庇护前阶段和庇护旅途中创伤暴露均与难民PTSD水平升高相关，但暴露时间的相对影响仍缺乏一致理解（Finklestein & Solomon，2009）。本研究旨在具体考察这一时序定位在也门难民中的影响。

这些预测变量的选择以资源保存理论（COR）（Hobfoll，1989）为指导，该理论认为，当个体在重大压力后面临有价值资源的威胁、丧失或获取失败时，会产生心理困扰。对性别分类的考察基于以往难民研究中常报告女性参与者自述创伤后应激症状较高的现象。然而，此类差异可能反映多种重叠因素，包括差异性的创伤暴露、照护责任、资源获取、性别化的社会经历、求助模式或报告差异。本研究未直接测量这些机制；因此，性别被视为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而非假定的因果机制。此外，创伤暴露及其心理后果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化模式（Olff，2017；Tolin & Foa，2006）。以往研究提出，男女参与者在创伤后应激症状上的差异可能涉及生物学应激反应、创伤暴露差异、社会角色差异以及心理或报告过程的差异。由于本研究未直接评估这些机制，它们仍是可能的解释而非由当前数据确立的结论（Brea Larios等，2022；Olff，2017）。当这些脆弱性与被迫流离失所所叠加的社会心理负担相结合——如家庭支持网络的断裂以及家庭或照护责任的突然转变——这些脆弱性将得到显著加剧（Ainamani等，2020；Kurt等，2022）。在被迫迁移环境中，当传统社区保护性缓冲被削弱时，在没有足够社会支撑的情况下应对陌生的宿主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显著增加了女性难民对严重创伤谱系表现的易感性（Fadl等，2026；Miller & Rasmussen，2010）。

教育程度被纳入考量，因其可能作为一种保护性资源，通过增强应对能力和社会经济机会发挥作用，尽管在慢性结构性不稳定条件下，其效应可能会减弱。创伤暴露的时机也被加以探讨，因为关于庇护申请前与过境阶段的创伤是否带来更大的心理负担，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认为累积效应使得时机的影响变小。尽管如此，对现有科学文献的回顾揭示了一个明显的空白，凸显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也门难民在本地语境下的研究严重不足，尤其是在麦加，这里接纳了大量经由不同庇护路径的难民。此外，以往研究未能充分探讨创伤体验模式这一关键变量，具体而言，即比较庇护申请旅程前发生的创伤与庇护申请旅程期间经历的创伤，以确定这些阶段是否与不同的症状特征相关，或是否主要根据最显著创伤暴露的时机来区分。关于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也不一致，而教育水平的角色则鲜有研究。也门难民面临的独特心理挑战，尤其是在地区持续不稳定局势的背景下，进一步强调了此项调查的必要性。综上所述，这些空白凸显了本研究对于深入、基于证据地理解这一服务不足且常被忽视群体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此外，本研究独特地将这些经历置于沙特阿拉伯麦加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精神语境中，为独特的东道主环境如何与创伤暴露时机和结构性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提供了细致的视角，后者往往使难民群体长期处于心理和法律上的'悬而未决'状态（C?té-Olijnyk等人，2024年）。

根据已识别的文献空白，本研究旨在评估特定调查样本中居住在沙特阿拉伯麦加的也门难民的PTSD症状严重性及其根据人口特征和创伤暴露时机的变化。鉴于其非概率抽样设计，本研究并不旨在将发现广泛推广至整个群体，而是为这一特定群体提供本地化见解。具体而言，本研究探讨了以下研究问题：1. 在这特定也门难民样本中，PTSD症状水平如何？2. 在所研究样本中，PTSD症状是否因性别而异？3. 在该队列中，PTSD症状是否因教育程度而异？4. 在调查参与者中，PTSD症状是否因创伤暴露的时机而异？

方法

这是一项非临床的描述性-分析性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鉴于其筛查和探索性质，本研究不涉及正式的临床精神科评估或确定性诊断判断；相反，研究严格关注这一特定非概率样本中自报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分布和严重性特征。

PTSD严重性等级

为回答关于麦加也门难民PTSD症状水平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对总量表计算了描述性统计量。研究样本（n = 222）的平均分为3.60（SD = 0.62）[相当于总加和平均分为79.20，SD = 13.64]，落在症状严重性中高等范围。参与者得分进一步分为三个严重性等级：低、中和高。如表1所示，绝大多数……

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居住在麦加的也门难民的PTSD症状水平，并使用稳健的多变量框架评估关键社会人口统计学和体验因素——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和创伤暴露时机——对症状严重性的并发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得分处于研究中定义的中等至高度严重范围内。当这些因素……

数据可用性

由于与参与者数据的敏感性相关的隐私限制，本研究结果的支持数据可按需向作者索取。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Bin Hasan, M.：概念构思、方法学、数据整理、形式分析、调查、写作——初稿。

资金来源角色

本研究未获得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资助机构的任何特定拨款。

数据可用性声明

支持本研究结果的数据可按需向通讯作者索取。由于难民信息的敏感性相关的隐私和伦理限制，数据不公开提供。

知情同意

所有纳入研究的个体参与者均获得了知情同意。

伦理审批

所有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程序均按照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正案规定的伦理标准进行。本研究获得了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齐兹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方案编号：232060087，日期：2022年12月24日）。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Mohammed Ali bin Hasan：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学，调查，经费获取，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Mohammed Ali bin Ha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