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归属感受挫、感知负担感、自杀意念及非自杀性自伤的稳定性与交叉滞后关联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Stability and cross-lagged associations of thwarted belongingness,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suicidal ideation and NSSI in adolescents

　　

•在青少年中期及较大年龄段群体中，感知负担（PB）和受阻的归属感（TB）似乎随时间保持稳定。
•自杀意念与 PB 的相关性比与 TB 的更强。
•PB 和 TB 均未显著预测随时间变化的自杀意念。
•PB 与 NSSI 存在同时性和纵向相关性，而 TB 则不然。

引言
自杀是青少年时期（10–18 岁）的三大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2023 年）。自杀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包括自杀意念（SI）和非自杀性自伤（NSSI；Franklin 等，2017；Nock 等，2013）。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经历过 SI（16.4%；Van Meter 等，2023 年）并从事过 NSSI（17.7–18.4%；Farkas 等，2024 年；Moloney 等，2024 年），且这两者在该发展期间均迅速增加（De Luca 等，2023 年；Nock 等，2013 年）。因此，理解 SI 和 NSSI 的发展需要实证关注。与此同时，当青少年应对这些增加的风险时，他们的人际环境（例如朋友）对其福祉变得越来越突出和核心（Schwartz-Mette 等，2020 年）。事实上，人际压力源，如同伴欺凌和家庭功能失调，与 SI 和 NSSI 均有关联（Holt 等，2015 年；Pu 等，2025 年）。自杀人际心理理论（Van Orden 等，2010 年）提出，特定的社会认知风险因子，如受阻的归属感（TB）和感知负担（PB），对于理解自杀风险至关重要，尽管这些风险在青少年时期仍缺乏研究。因此，阐明社会认知风险因子、SI 和 NSSI 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改善针对青少年自杀风险的预测和预防策略。本研究旨在利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了解 TB 和 PB 是否随时间相对稳定，以及与此同时，在青少年时期它们是否增加了彼此以及 SI 和 NSSI 的风险。

SI 指的是想要死亡或杀死自己的想法，范围从被动（例如，“我想停止生活”）到主动（例如，“我想杀死自己”）。国际数据显示，16.4% 的青少年经历过 SI（Van Meter 等，2023 年）。美国青少年的 SI 从 10 到 12 岁稳步增加，然后在 12 到 17 岁之间迅速增加。虽然大多数经历 SI 的青少年没有进展到自杀计划或尝试，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33%）确实进展了。事实上，在进展超出 SI 阶段的青少年中，63.1% 制定了自杀计划，86.1% 在 SI 发作后的第一年内尝试自杀（Nock 等，2013 年）。此外，从事频繁、严重或长期 SI 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尝试自杀（Miranda 等，2014 年）。已经确定了 SI 的无数风险因子（例如，教育、青少年精神病理），但大多数并没有比随机猜测更好地预测自杀想法和行为（Franklin 等，2017 年；Nock 等，2013 年）。人际因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领域，鉴于与青少年和成人的其他生活压力相比，人际压力与 SI 增加的关系最为密切（Liu & Miller, 2014），且近期几种理论提出了与人际压力相关的认知 - 情感过程的核心作用（O'Connor & Kirtley, 2018）。

NSSI 是指没有死亡意图而故意伤害或破坏自身身体组织的行为，例如通过切割或烧灼皮肤、击打和拉头发（Nock 等，2008 年；Prinstein 等，2008 年）。青少年 NSSI 的终生患病率为 17.7–18.4%（Farkas 等，2024 年；Moloney 等，2024 年），在北美自我认同为女性的青少年中更高（Moloney 等，2024 年）。此外，NSSI 发生率在早期青少年时期（13–14 岁）上升，在中期青少年时期（15–16 岁）保持稳定，并在较大年龄段青少年时期（17–19 岁）下降（De Luca 等，2023 年）。NSSI 通常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特别是在应对人际痛苦时（Liu 等，2016 年）。经历 NSSI 的人通常存在情绪调节困难（Wolff 等，2019 年），且 NSSI 最常报告的功能确实是情绪调节（Taylor 等，2018 年）。此外，负面情绪通常先于 NSSI 出现，并在 NSSI 之后减轻（Kaess 等，2021 年；Kuehn 等，2022 年）。人际压力是 NSSI 的有据可查的风险因子（Liu 等，2016 年；Turner 等，2016 年），有时被用于下调痛苦和/或向他人传达自己的痛苦（例如，寻求照顾；见 Nock, 2008）。虽然 NSSI 是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实施的，但它通常与 SI 同时发生（Kiekens 等，2018 年），且它是自杀尝试的最强预测因子之一（Franklin 等，2017 年），这强调了其与自杀预测和预防的相关性。因此，研究 SI 和 NSSI 的特定人际风险因子，如 TB 和 PB，可能会改善自杀的预测和预防。

IPTS（Joiner, 2005；Van Orden 等，2010 年）是一个基于成人开发的理论，解释了人际环境如何塑造自杀风险。该理论提出，人际压力会激活 TB（即一种孤独感和缺乏互惠关系的感受）或 PB（即一种自我憎恨感和成为他人负担的感受）的动态认知 - 情感状态。当 TB 和 PB 是慢性且严重时，个人会发展出被动 SI。此外，个人可能会发展出人际绝望感，认为这些动态认知 - 情感状态不会缓解，从而导致主动 SI 或自杀欲望。IPTS 将 TB 和 PB 描述为重叠但独立的结构（Van Orden 等，2010 年）。最近的研究表明，TB 和 PB 可能以循环方式相互影响，并影响 SI 和 NSSI（Rogers & Joiner, 2019 年）。例如，由于相关的认知，如“我不属于这里，所以我要自我隔离”或“我是其他人的负担，所以我不应该待在其他人身边”，TB 和 PB 都可能导致自我隔离，这可能会无意中证实或强化与 TB 和 PB 相关的认知。此外，由于关于自杀污名的信念、SI 期间自我隔离或退缩的动机，以及可能中断满足人际需求过程的价值感缺失感，SI 之后 TB 和 PB 可能会增加；反过来，SI 可能会以循环方式得到强化（Kyron 等，2018 年；Rogers & Joiner, 2019 年）。

来自成人临床样本的最近纵向证据表明 TB 和 PB 具有适度的短期稳定性。例如，TB 和 PB 在 1 天（Kyron 等，2018 年）和 3 天（Rogers & Joiner, 2019 年）的间隔内相对稳定，但已记录到 4 至 8 小时间隔内相当大的个体内变异性，表明短期个体内稳定性较差（Kleiman 等，2017 年）。同样，证据普遍支持 TB、PB 和 SI 共同变化的观点（Kleiman 等，2017 年），尽管它们是否相互预测仍不清楚，可能取决于调节变量，如 SI 水平（Kyron 等，2018 年）和测量间隔（例如，小时与天）。

IPTS 还表明，当一个人获得了自杀能力，压倒自我保存反射时，他们会尝试自杀。具体来说，自杀欲望随着对死亡恐惧的减少而进展为自杀意图，自杀意图随着疼痛耐受性的增加而进展为自杀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据称自残（包括 NSSI）会增加习得性能力的这两个方面（Van Orden 等，2010 年），这与显示稳定从事 NSSI 的个体可能会经历对疼痛敏感性和厌恶感降低的发现一致（Kaess 等，2021 年）。然而，IPTS 没有推测 NSSI 如何在这种认知 - 情感状态（如 TB 和 PB）的背景下发展（Van Orden 等，2010 年）。鉴于 NSSI 主要用于调节情绪痛苦，且人际压力通常先于 NSSI 出现（Kuehn 等，2022 年；Taylor 等，2018 年；Turner 等，2016 年），NSSI 可能源于以人际为导向的痛苦认知 - 情感状态，如 TB 和 PB。此外，NSSI 行为可能会恶化 TB 和 PB。因为 NSSI 是一种被社会污名化的行为，且青少年时期是对同伴一致性和接纳性高度敏感的时候（见 Laursen & Veenstra, 2021 年），与 NSSI 作斗争的青少年可能会经历羞耻和/或被同伴排斥，这可能会加剧 TB 和 PB（Ammerman 等，2025 年；Joiner, 2005 年；Kyron 等，2018 年）。证据表明，在美国成人中，NSSI 与 TB 和 PB 存在同时性关联（Chu 等，2018 年），并在纵向预测 TB 和 PB（Assavedo & Anestis, 2016 年；Chu 等，2016 年）。另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成人的研究发现，TB、PB 和 SI 的升高既先于也后于 NSSI 事件，尽管这可能反映了与 SI 的重叠（Kyron 等，2018 年）。这些研究强调需要更多研究，以更好地理解 TB、PB 和 NSSI 关联的方向性，这可能也会根据时间间隔在社区样本和青少年中有所不同。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敏感期（Towner 等，2023 年），在此期间，非家庭社会关系（例如同伴和朋友）变得越来越重要（De Goede 等，2009 年），同时自杀和 NSSI 的风险增加。一方面，青少年的积极友谊体验（Furman & Buhrmester, 1985；Schwartz-Mette 等，2020 年）和同伴归属感（见 Korpershoek 等，2020 年）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包括更少的自杀想法和自杀尝试（Marraccini & Brier, 2017 年）。另一方面，经历来自家庭（例如，父母自杀或精神病理、离婚）和同伴（例如，同伴欺凌）的极端人际压力源的青少年，面临自杀想法和行为的风险更高（Holt 等，2015 年；Pu 等，2025 年）。人际压力和/或积极人际体验的缺失可能会影响关于自我的社会认知信念，如 TB 和 PB（例如，家庭功能不佳，Liu 等，2026 年），进而可能增加 SI 和 NSSI 的风险（Glenn 等，2022 年；Li 等，2024 年）。因此，它们是社会世界给 SI 和 NSSI 带来风险的有前途的机制，然而它们在青少年中的发展和风险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虽然关于青少年 IPTS 的研究有限，但现有的发现表明该理论可能与青少年相关。首先，来自青少年社区样本的证据表明，TB 和 PB 在两个 2 周间隔（Meng 等，2023 年）和一个 4 个月间隔（Roeder & Cole, 2019 年）内具有适度的稳定性。关于交叉滞后关联，TB 预测了从基线到 4 个月随访期间的 PB（Roeder & Cole, 2019 年）。这些发现可能表明，TB 和 PB 要么是由青少年期间总体稳定的人际体验维持的，要么这些结构可能存在特质样成分。同样，TB 和 PB 可能存在前瞻性关联，尽管需要重复验证。

关于 TB、PB 和 SI，很少有研究使用 TB 和 PB 的直接测量来测试 IPTS。横断面研究表明，PB 是 SI 比 TB 更强且更稳健的预测因子（Calear 等，2021 年；King 等，2019 年），且它们共同作用可能会加剧 SI 的风险（Miller 等，2016 年）。关于纵向研究，在青少年临床样本中，家庭和同伴 TB 都预测了当天的自杀冲动（Al-Dajani & Czyz, 2024 年）和次日的 SI（Glenn 等，2022 年）。PB 也预测了当天和次日的自杀冲动（Al-Dajani & Czyz, 2024 年）。在一项针对中国早期青少年的农村低收入样本研究中，TB 持续预测 SI，而 SI 对 TB 的预测不一致，跨越两个 2 周间隔。同样，SI 对 PB 的预测不一致，但 PB 并未预测 SI（Meng 等，2023 年）。在一项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社区样本中，TB 和 PB 独立预测了 4 个月后的 SI，但当两者同时纳入模型时，这些关联变得不显著（Roeder & Cole, 2019 年）。需要在美国青少年社区样本中复制和扩展这些发现，以更好地理解 TB 和 PB 与 SI 在不同时间间隔内的稳定性以及相互的纵向关联。

在青少年中，很少有研究检查 TB 和 PB 与 NSSI 的关联。在一项西班牙青少年社区样本中，TB 和 PB 与终生 NSSI 频率存在正相关同时关联（Marco 等，2021 年），但另一项西班牙青少年研究发现 PB 预测 NSSI，而 TB 则不然（Rodríguez 等，2025 年）。在一项中国青少年社区样本中，PB – 而非 TB – 预测了 6 个月后的 NSSI（Li 等，2024 年）。这些综合发现表明，TB 和 PB 与 NSSI 呈正相关，并且可能存在相互关联。

然而，现有研究提出了关于这些构念之间如何随时间变化关联的重要问题；因此，在青少年社区样本中对这些发现进行频繁评估下的进一步探索以及结果重复验证十分必要。本研究考察了TB、PB和NSSI之间的交叉滞后关联，同时控制了构念内部的稳定性。本研究使用两种交叉滞后面板模型，考察了青少年社区样本中TB、PB、SI和NSSI之间以3个月为间隔的前瞻性纵向关联，该模型可纳入时间上的稳定性和互惠关联（Selig & Little, 2012）。研究以3个月为间隔的风险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SI和NSSI的风险是否以及如何作为TB和PB的后果而发展（如IPTS所建议，Van Orden等，2010），或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联。尽管SI和NSSI冲动在短期内具有高度动态性（如Kleiman等，2017），但了解这些构念在较长间隔内的平均水平变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TB、PB、SI和NSSI的慢性特征。因此，在较长间隔内研究这些构念将增强我们对稳定性和变化的理解，并最终有助于指导旨在减少青少年自我毁灭行为风险的预防工作。本研究的假设，包括预期效应量大小（如Cohen, 1988; Funder & Ozer, 2019）以及相关以往研究的支持性发现如下：1. TB、PB和SI：a. 假设1a：TB、PB和SI在3个月和6个月内将表现出中等稳定性（如Roeder & Cole, 2019）。b. 假设1b：TB、PB和SI在3个月和6个月间将具有小的正向互惠关联。具体而言，我们预期PB与SI的关联将比TB更强（如Calear等，2021）。2. TB、PB和NSSI：a. 假设2a：TB、PB和NSSI在3个月和6个月内将表现出中等稳定性（如Li等，2024）。b. 假设2b：TB、PB和NSSI在3个月和6个月间将具有小到中等程度的正向互惠关联。具体而言，我们预期PB对NSSI的预测作用将比TB更强（如Li等，2024）。

**参与者**

研究对象为13至18岁青少年，于2017-2018年间在美国东北部一所中等规模公立大学周边的乡村社区招募（n = 93）。招募的青少年与其邀请的同性别朋友一起参与实验室活动，共获得186名参与者（平均年龄 = 15.68岁，标准差 = 1.49岁）。样本的性别构成为：69.9%为女性认同，28.5%为男性认同，1.6%为其他认同。

**1 结果**

所有参与者在时间1（T1）均有完整数据，但部分随访评估数据缺失。186名参与者完成了T1评估，140名（75.3%）参与者完成了3个月评估（时间2；T2），110名（59.1%）参与者完成了6个月评估（时间3；T3）。我们使用Little's检验分别对每个模型测试数据是否完全随机缺失（MCAR），包括关键模型构念和协变量。结果显示，NSSI数据为完全随机缺失（MCAR）。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TB、PB、SI和NSSI的稳定程度或动态程度，以及它们是否随时间相互预测，具体考察了两个3个月的时间间隔。以往有限的研究结果表明，TB和PB具有中等稳定性，且TB和PB与SI和NSSI之间存在正向纵向关联（Al-Dajani & Czyz, 2024; Glenn等, 2022; Li等, 2024; Meng等, 2023; Roeder & Cole, 2019）。由于青少年经历重大转变……

**结论**

综合而言，研究结果表明TB和PB作为SI和NSSI的风险因素具有若干重要特征。具体而言，尽管TB和PB已显示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动态波动，但它们在3个月间隔内具有中等到强的稳定性。这些发现对TB和PB为动态状态的时序假设提出了质疑，因为它们可能具有稳定的特质成分。此外，TB、PB和SI之间存在共时关联，但不存在前瞻性关联……

**作者贡献声明**

Devan A. Walter：可视化、形式分析、概念化、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Julie C. Bowker：概念化、撰写-审阅与编辑。Rebecca A. Schwartz-Mette：验证、监督、资源、方法论、调查、资金获取、数据管理、概念化、撰写-审阅与编辑。

**资金来源**

本研究由缅因大学文理学院内部研究经费支持，资助对象为最后作者。

**利益冲突声明**

我们无已知的利益冲突需要披露。

Devan A. Walter | Julie C. Bowker | Rebecca A. Schwartz-M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