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When Environmental Harm Becomes Cultural Harm: The Joint Role of Environmental Identity and 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in Responses to Threats to Culturally Meaningful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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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cross-sectional）与实验（experimental）证据表明，环境身份（environmental identity, EI）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在文化意义自然（culturally meaningful na
横断面（cross-sectional）与实验（experimental）证据表明，环境身份（environmental identity, EI）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在文化意义自然（culturally meaningful nature）中对生态损害（ecological harm）的反应具有联合作用。研究1表明，文化身份调节环境身份（EI）与生态损害反应之间的联系。研究2表明，被激活的文化身份增强该联系。综合而言，研究结果支持环境身份（EI）的情境化功能作用（contextualized functional role），即将生态损害与自然景观的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联系起来。
研究人员围绕“环境损害何时成为文化损害”这一问题，基于文化意义自然景观（culturally meaningful natural landscapes）中的生态损害（ecological harm）情境，提出环境身份（environmental identity, EI；个体将自然联结与环保关切纳入自我概念的程度）的情境化功能解释。既往环境争议常超出生态关切，涉及社会、文化和象征意义。自然景观常被纳入历史记忆、文化遗产和集体叙事，当文化意义显著时，环境损害可能被体验为对文化象征的威胁。但文化意义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威胁体验，例如恒河污染并不总被当地社区体验为对其文化或宗教意义的威胁。因此，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生态损害被体验为文化威胁？研究人员提出，这取决于身份过程，尤其是环境身份与国家文化身份（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NCI；对本国文化价值、信念与符号的认同）的联合作用。高环境身份者更关注环境退化，因此可能更易将生态损害与文化价值维度联系起来；而高国家文化身份者更重视本国文化符号，因此可能放大这种联系。研究假设：NCI 增强 EI 与感知文化影响（perceived cultural impact, PCI）和负性情绪反应的正向关系（H1a、H1b），并增强 EI 与相关品牌评价的负向关系（H2）。
研究人员开展了两项互补研究。研究1为横断面（cross-sectional）设计，在中国招募300名被试，围绕真实户外品牌 Arc’teryx 在西藏日喀则、喜马拉雅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门户地区进行烟花展示的推广事件，测量 EI、NCI、PCI、负性情绪、品牌真实性（perceived brand authenticity, PBA）和购买意愿（purchase intention）。研究2为实验（experimental）设计，在美国招募300名被试（有效287名），采用虚构户外品牌 Stoneveil Outdoors 在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计划大型视觉展示的情境，采用2（国家文化身份 vs. 中性）×2（环境身份 vs. 中性）组间设计，但环境身份操纵未成功，后续将自报 EI 作为连续变量，NCI 以实验条件操作。两项研究均预注册。总体上，NCI 稳定增强 EI 与 PCI 的关联；部分情绪反应出现调节，悲伤跨研究重复，内疚和厌恶仅在研究1出现；PBA 的调节仅研究1支持，研究2未复制。
关键技术方法与样本：研究1通过 Credamo 招募中国被试300人，阅读真实 Arc’teryx 西藏日喀则烟花事件描述并观看45秒视频，测量 EI、NCI、PCI、负性情绪、PBA、购买意愿及协变量；使用 R 中 PROCESS model 1 检验调节，model 7 检验有调节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自举法（bootstrapping）5,000次重抽样。研究2通过 Connect 招募美国被试300人，有效287人，操纵 NCI 采用写作任务，操纵 EI 采用八种环保行为回忆任务；因 EI 操纵无效，以自报 EI 为连续变量、NCI 为条件变量，同样用 PROCESS model 1 和 model 7 分析。样本来源分别为中国在线平台 Credamo 与美国在线平台 Connect。
研究结果：
3.2.1 调节分析：研究1发现，NCI 调节 EI 与 PCI（b = .30, p = .017, ΔR
2 = .01）、内疚（b = .45, p = .031）、厌恶（b = .54, p = .027）和 PBA（b = -.79, p < .001, ΔR
2 = .03）的关系，对悲伤为边缘显著（b = .38, p = .062）。简单斜率（simple slopes）显示，EI 与 PCI、内疚、厌恶、悲伤的正向关联在高 NCI 下更强；对愤怒、后悔、羞耻、失望不显著。PBA 方面，EI 在 NCI 均值和高水平下与 PBA 负相关，在低水平下不显著。预测值显示，EI 从低到高使 PCI 在低 NCI 下增加0.38分、在高 NCI 下增加0.63分；内疚为0.79 vs. 1.18，厌恶为0.54 vs. 1.00，悲伤为0.47 vs. 0.80；PBA 分别下降0.21 vs. 0.89。
3.2.2 有调节中介分析：研究1以 PBA、厌恶、内疚、悲伤为并行中介，检验 EI 经其影响购买意愿。有调节中介指数仅 PBA 显著（b = -.54, 95% CI [-.86, -.14]），内疚、厌恶、悲伤不显著。EI 经 PBA 对购买意愿的间接效应在 NCI 均值和高水平下显著为负，低水平不显著。
4.2.1 操纵检查：研究2中，环境身份条件与中性条件在自报 EI 上无显著差异（t(285) = -.26, p = .79, d = -.03）；NCI 条件略高于中性条件（t(285) = 1.63, p = .10, d = .19）。因此，后续将自报 EI 作为连续变量，NCI 以实验条件表示。
4.2.2 调节分析：研究2发现，EI 与 NCI 的交互对 PCI 边缘显著（b = .16, p = .078, ΔR
2 = .01），对悲伤显著（b = .28, p = .042, ΔR
2 = .01）。简单斜率显示，EI 与 PCI 在 NCI 条件和中性条件下均显著，但 NCI 条件下更强（b = .43 vs. .27）；EI 与悲伤在两种条件下均正向，NCI 条件下更强（b = .50 vs. .22）。对愤怒、后悔、羞耻、内疚、厌恶、失望和 PBA 不显著。
4.2.3 有调节中介分析：研究2针对悲伤路径进行有调节中介分析，指数显著（b = -.09, 95% CI [-.198, -.003]）。EI 经悲伤对购买意愿的间接效应在两种条件下均显著为负，但 NCI 条件下更强（b = -.17 vs. -.07）。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1支持 H1a 和 H2，部分支持 H1b；研究2部分支持 H1a，支持 H1b 中悲伤路径，未支持 H2。研究人员认为，PBA 不一致可能因研究1为已发生真实品牌事件，研究2为虚构品牌计划事件，计划行为对品牌价值诊断性较低，且虚构品牌缺少历史信息。情绪调节具选择性，仅内疚、厌恶、悲伤等与文化意义 appraisal 相关的情绪被放大；愤怒、失望、后悔、羞耻更依赖其他 appraisal。理论贡献包括：扩展 EI 的情境化功能，将环境关切与文化归属联系；将文化意义视为情境激活的近端因素；强调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中的文化身份维度；连接环境心理学与消费者研究。实践上，强调自然景观文化意义、共享文化遗产和本土叙事，可动员环保参与并帮助组织管理文化象征环境中的身份反弹。局限包括 EI 操纵失败、结果限于购买意愿、情绪机制未充分检验、地点依恋（place attachment）等替代解释、其他身份与情境以及标志性景观的普适性待检验。未来研究应改进 EI 操纵，扩展到更广泛环保行为，直接测量地点依恋，检验不同身份、不同生态损害来源和非标志性自然情境。
研究结论翻译：在不同社会中，自然环境构成共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承载重要文化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可用于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生态损害并不必然被视为对这种文化价值的损害。本研究提出环境身份的情境化功能解释，表明当自然景观的文化意义显著时，环境身份使生态损害与文化价值相关，尤其是在国家文化身份较强者中。换言之，国家文化身份增加赋予此类价值的心理权重，将这种显著性转化为更高的感知文化影响、更强烈的负性情绪以及对相关行为者的更负面评价。这些发现对通过突出自然环境的文化意义来动员公众参与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启示。未来研究有望检验这些过程是否能超越特定标志性景观，推广到更广泛的自然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