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前沿传导与国内追赶摩擦：经合组织经济体的技术吸收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Disentangling Frontier Pass-Through and Domestic Catch-Up Frictions: Technological Absorption in OECD Economies

　　

摘要
我们研究为何面临共同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仍持续表现出不同的生产率路径。我们的起点在于，技术吸收存在两个通常被捆绑在一起的维度：新前沿创新的传导以及既有技术差距的弥合。我们开发了一种动态贝叶斯分层模型，用以分离这两个维度，并将其应用于2000至2021年间37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平衡面板数据。该模型结合了对数线性生产结构与潜在且随时间变化的全球技术前沿。直接吸收指数（DAI）衡量新前沿创新的即时传导，而追赶摩擦指数（CUFI）则是既有技术差距年度弥合速率的倒数。我们发现这两个维度在不同经济体间存在差异：强大的前沿传导可以与缓慢的追赶并存，而较为温和的传导则可与更快的收敛并存。局部识别诊断与模拟恢复结果支持将二者分别估计，而非在两者间机械地强加一种关系。这一区分改变了对技术分化的解读方式。收敛乏力可能源于新技术进步的传导缓慢、既有差距弥合缓慢，或两种约束同时作用。因此，相同的生产率差距可能反映出前沿知识扩散过程中截然不同的问题。

引言
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各国生产率，但获取相同理念并不必然产生相同经济结果。增长理论长期强调，可持续的经济表现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还取决于知识的创造、扩散和有效利用（Solow, 1957；Romer, 1990）。Romer（1990）强调了理念的非竞争性，使得前沿知识原则上可被广泛获取。然而，单纯获取并不足以促成收敛。

经合组织经济体对全球技术的暴露程度大体相似，却仍表现出不同的生产率路径。贸易开放度、研发强度或数字连接水平相当的国家，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增长结果。一些经济体将新技术转化为结构转型，而另一些经济体尽管暴露程度相似，却仅表现出微弱或滞后的生产率反应（Chontanawat et al., 2008；Gozgor et al., 2018；Ivanovski et al., 2021）。这些模式与塑造创新回报的制度性、组织性和管理性摩擦相符。

过去二十年间，全球知识传导加速。数字化与互联网连接降低了模仿的地理与组织壁垒，缩短了创新时滞（Box & West, 2016）。尽管出现这一转变，先进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依然不均（Koc & Teker, 2019）。其谜题在于：为何对前沿知识的更广泛获取未能产生更为相似的生产率路径。

我们将创新采用拆分为两个相关联的机制。第一是外部暴露与传导：经济体在全球知识流中的参与度不同，且新前沿创新进入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亦存在差异。贸易、数字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及跨国网络为此类传导提供了渠道。第二是内部转化能力。即便前沿知识可及，企业与机构将其转化为有效运用并弥合既有技术差距的能力仍存在差异。这一区分与Abramovitz（1986）的社会能力概念相契合，并嵌入熊彼特式模仿、组织学习及技术应用模型中（Schumpeter, 1939；Mansfield, 1961；Nelson & Wright, 1992）。

两条渠道有助于使内部转化能力更为具体。首先，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强度影响企业识别、采纳和使用前沿技术的能力。大量文献表明，技术变革具有技能互补性，且生产率提升取决于相关认知与技术能力的可得性（Cohen & Levinthal, 1990；Autor, Levy, & Murnane, 2003）。因此，技能决定了外部知识如何被吸收和应用。

其次，前沿研发伴随高度不确定性与无形性，由此产生的融资约束限制了传统私人金融在早期创新中的作用（Hall & Lerner, 2010）。使命导向型公共财政通过支持实验与方向设定，塑造了早期创新路径，从而推动后续商业化与部署（Mazzucato, 2018）。这些机制影响的是将新技术转化为实际运作的能力，而非其初始创造过程。

上述渠道仅为示例，并非详尽无遗的清单。它们为实证模型中潜在的本国摩擦赋予了经济内涵。劳动力技能影响企业使用外部技术的能力，而创新融资则支撑落实这些技术所需的投资与规模化。当这些能力薄弱时，既有技术差距的弥合速度将更为缓慢，这一机制在本研究中被正式表述为追赶摩擦。这些论据为模型结构提供了经济直觉，而非对个别政策渠道进行因果识别。该框架并未分别估计每一项制度、技能或金融因素的影响，而是探讨技术调整究竟受限于前沿传导薄弱，还是受限于暴露后的国内收敛缓慢。

难点在于，前沿传导薄弱与国内追赶缓慢可能产生相似的总体生产率结果。当技术采用主要依据总体增长进行推断时，这两种表现不佳的来源便被捆绑在一起。当前沿推进时，一个国家可能反应微弱；也可能对新创新有所反应，却仅缓慢弥合既有技术差距。区分这些情形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技术收敛面临不同的约束。

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因此是：在考虑对全球技术前沿异质性暴露与传导的情况下，经合组织经济体间持续的生产率分化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国内转化摩擦？

我们运用动态贝叶斯分层模型估计这两个维度，样本涵盖2000至2021年间37个经合组织经济体。直接吸收指数（DAI）衡量新外部前沿创新传导至一国技术轨迹的即时程度，而追赶摩擦指数（CUFI）衡量对弥合上一期继承的技术差距的阻力。这两个参数分别从技术转型中的不同时间序列变异来源习得：外部前沿的变化识别DAI，而与该前沿的既有距离则提供CUFI的信息。分析性秩诊断与模拟恢复——包括刻意将高吸收与高摩擦配对的设计——检验了数据能否分离这两个指标。诊断与模拟结果显示二者可分离：高DAI可与高摩擦并存，而非一个指数机械地决定另一个。因此，模型将本文关于前沿传导与国内转化的区分转化为可实证检验的命题。

文献回顾：创新扩散、吸收能力与绩效
扩散研究区分了前沿创新与模仿驱动的追赶（Schumpeter, 1939；Mansfield, 1961）。Abramovitz（1986）指出，扩散收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即吸收和应用外部知识所需的制度、结构与管理能力。Fagerberg（1987）将该论点与相对技术位置联系起来，后续研究则表明扩散既取决于技术可得性，也取决于[原文此处截断]。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使用了一个包含814个国别-年度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涵盖2000至2021年间37个经合组织经济体。斯洛文尼亚被排除在外，因为无法在完整的22年期时间窗口内汇总核心变量的完整数据。保留共同时间窗口确保每个经济体对动态面板模型贡献相同数量的年度观测值，不过由此产生的推断仅适用于平衡的37国样本，而非经合组织的全部成员国。该[原文此处截断]。

模型设定与实证方法
本研究采用对数线性生产函数，该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的扩展，允许投入弹性随生产要素的水平和组合而变化（Christensen, Jorgenson, & Lau, 1973）。这种灵活性对本研究应用至关重要，因为技术吸收不太可能独立于劳动、资本和能源使用而运作。因此，实证模型联合估计了人均实际GDP与这些生产要素，以及一个基于健康的[原文此处截断]。

实证结果
为估计生产弹性同时保持技术扩散机制不变，我们比较了三种设定：（i）收入水平系数模型，允许生产反应在先进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有所不同；（ii）区域层级系数模型，允许反应在 Oceania、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有所差异；以及（iii）交叉分层模型，允许收入组与区域偏差同时进入模型。实际[原文此处截断]。

结论
本研究探讨为何在面临共同且演化的技术前沿时，经合组织经济体间的技术收敛仍表现不均。实证框架分离了该过程的两个部分：新前沿创新的即时传导，以及各国弥合前期继承的技术差距的速度。证据表明，这两个维度在实证上彼此独立，且已实现技术绩效的差异不能仅由[原文此处截断]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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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mma Coral Stevenson：撰写-原稿、验证、软件、方法、形式化分析、数据管理、概念设计。Antony Andrews：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软件、方法。Sean Kimpton：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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