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城乡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发展韧性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rural household development resilience in China’s urban–rural transition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 市场导向的土地配置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家庭福利和粮食体系稳定的核心，然而中国城乡转型中的空间治理失败引发了关于土地资源错配（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即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驱动发展战略造成的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之间的价格扭曲）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发展韧性（rural household development resilience，定义为家庭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抵抗风险、适应变化并实现可持续恢复的能力）以及谁被落在后面的担忧。很少有研究严谨地检验错配与韧性之间的联系、测试收入多样性作为渠道的作用，或探索环境感知作为调节变量。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2–2022年的数据以及省级土地交易记录，本研究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发展韧性指标，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中介效应（mediation）和调节效应（moderation）模型来检验土地资源错配与农村家庭发展韧性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如下：（1）土地资源错配与家庭发展韧性呈稳健的负相关关系；错配每增加一个单位，韧性降低0.002个单位，这一结果在工具变量估计和多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稳健。（2）收入多样性（income diversity）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其效应是矛盾的：土地资源错配名义上增加了收入来源的数量，却是通过用低端不稳定的就业取代稳定的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来实现的，从而创造出一种来源更多但质量更低的“虚假多样性”（false diversity），最终削弱而非增强了韧性。（3）环境风险感知（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正向调节这一关系；随着环境风险感知上升，负向关联减弱，这与将感知视为认知适应能力的解释一致。（4）这种负向关联在受教育程度较高、抚养比更高、从事农业就业以及被排斥在土地流转市场之外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这些发现强调，土地治理改革必须超越要素配置效率，纳入生计能力、粮食获取能力和家庭发展韧性目标。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乡村转型进程中，空间治理失效导致的土地配置扭曲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体制下，采取典型的“以地谋发展”模式：通过低价大量供应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同时限量高价出让商住用地获取财政收入，形成了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之间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这种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是要素市场效率的损失，更是空间治理的失败，它系统性地将发展机会从农村家庭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更是最重要的非正式风险缓冲器和财富储存手段。然而，大规模的土地征收切断了农户基于土地的稳定财产性收入，迫使他们进入低端非农劳动力市场，并侵蚀了土地传统上提供的非正式风险缓冲功能。

尽管土地治理对农村生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现有宏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土地资源错配的经济后果而未追踪至家庭福利，而微观层面的韧性研究则关注家庭内部资产和生计策略，将宏观土地治理环境视为外生背景。两者均未解释宏观治理失败如何进入家庭的选择集。因此，三个紧迫问题亟待回答：土地资源错配通过何种渠道传导至家庭层面并影响其韧性？农民升级收入策略的努力在土地资源错配下是否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农民自身的认知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冲土地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发展韧性理论构建了土地资源错配影响农村家庭发展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方面，研究人员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基准回归，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收入多样性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环境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数据来源方面，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共六轮调查，经处理后形成包含781户家庭、3905个观测值的五期平衡面板数据；宏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土地市场网。家庭发展韧性指标采用Cissé和Barrett提出的矩估计方法，以农村家庭人均消费作为福利指标，计算家庭福利超过世界银行贫困线（每人每天1.9美元）的条件概率。土地资源错配采用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平均价格的比值来衡量。收入多样性采用香农-维纳指数计算。所有统计分析使用Stata/MP 17.0完成，图形使用MATLAB R2024a、ArcGIS 10.8和Visio生成。

三、研究结果

3.1 农村家庭发展韧性的演化特征

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发展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浙江、江苏）水平最高，向中部和西部内陆递减。2014–2022年间，大部分省份韧性逐年提升，全国均值稳步上升。

3.2 土地资源错配的演化特征

数据显示，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排名最高，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2014–2022年间，全国土地资源错配程度逐渐下降，反映了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化土地配置改革的成效。

3.3 基准回归结果

土地资源错配对农村家庭发展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错配每增加一个单位，韧性降低0.002个单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

3.4 中介效应分析

收入多样性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其效应是矛盾的。土地资源错配名义上增加了收入来源数量，却是通过用低端不稳定的就业取代稳定的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实现的，形成“虚假多样性”——来源更多但质量更低，最终削弱而非增强韧性。

3.5 调节效应分析

环境风险感知正向调节土地资源错配与农村家庭发展韧性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风险感知上升，负向关联减弱。这是因为具有较高环境风险感知的农户更可能认识到当地生态风险并采取适应性策略，包括争取更有利的征地补偿条件、转向生态种植和农业旅游等环保型兼业活动、通过集体行动维护权益等。

3.6 异质性分析

负向关联在以下群体中更为显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抚养比较高的家庭、从事农业就业的家庭以及被排斥在土地流转市场之外的家庭。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指出，土地资源错配通过三重机制削弱家庭韧性：一是直接侵蚀农户的生计资本，包括削弱农业生产效率、切断土地财产性收入、挤占人力资本积累机会；二是通过扭曲生计策略，迫使失地农民进入低端非农就业市场，形成低质量的收入多样化；三是破坏了土地作为非正式风险缓冲器的功能，使家庭暴露于非农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之中。

研究结论表明：土地资源错配显著削弱农村家庭发展韧性；收入多样性在其中发挥矛盾的中介作用——表面上增加收入来源数量，实则通过低端就业替代高质量收入来源而形成“虚假多样性”；环境风险感知作为认知适应能力，能够正向调节这一负向关系；负向影响在教育程度高、抚养比高、农业就业和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家庭中更为突出。这些发现强调，中国的土地治理改革必须超越单纯的要素配置效率，将农户生计能力、粮食获取能力和家庭发展韧性目标纳入考量，为其他面临土地市场扭曲和农村脆弱性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