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感染自愈揭秘 艾滋病疗法新的希望

本周二，法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在两名HIV感染男性当中，发现了艾滋病“自愈”的遗传学机制，从而提出了抗击艾滋病的一种新策略。这项研究工作，发表在2014年11月4日的《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杂志。

　　

生物通报道：本周二，法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在两名HIV感染男性当中，发现了促进两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愈”的遗传学机制，从而提出了抗击艾滋病的一种新策略。

这些研究结果，是通过对两名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男性进行研究而得出的，正是因为这种机制，这两名男子从未表现出艾滋病病症。科学家们称，虽然病毒仍然停留在他们的免疫细胞中，但是因为它们的遗传密码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艾滋病病毒一直无法在他们的免疫细胞内复制。

他们对这两名男性样本中的HIV基因组进行了测序，这两名患者都经历了一种“明显的自愈”。研究小组说，这种变化似乎与一种称为“APOBEC”的常见酶活跃性提高有关。他们在一份声明中称：“这项工作为艾滋病的治愈，开辟了一种治疗途径，即，使用或刺激这种酶，来对抗这种可怕的疾病。”

这项研究工作，发表在2014年11月4日的《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杂志（2014年最新影响因子5.197），是由法国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的科学家们完成。

然而，一些人发现，这些结果并不可信。诺丁汉大学分子病毒学教授Jonathan Ball告诉法新社：“老实说，如果这项研究递交到我这里进行评审，它会受到冷遇。”他坚持说，该研究小组提供的不是功能性治愈的证据。

HIV通过侵入人体CD4免疫细胞进行繁殖，让这种免疫细胞成为“病毒工厂”。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只有少于1%的感染者，能够自发地控制病毒复制，使病毒保持在临床探测不到的水平。他们被称为“精英控制者”，但是他们抑制艾滋病病毒背后的机制，仍然是一个谜。

这个法国组中有两名这样的患者，一名57岁的男子，在1985年被诊断为HIV呈阳性，一名23岁的男性在2011年被确诊。虽然他们感染病毒，但是标准实验不能在他们的血液中检测到病毒的存在。研究小组发现，在这两个案例中，由于病毒的遗传密码发生了突变，所以艾滋病病毒不能在这两名感染者的免疫细胞内进行复制。

他们说，这可以被解释为人类和艾滋病病毒之间的自发进化，这一过程被称为“内生化”（endogenisation），在过去，这个过程被认为已经中和掉了人类中的其他一些病毒。一个类似的过程在树袋熊种群中得以证明，树袋熊已经将像艾滋病一样的病毒，整合进它们的基因中，进而实现中和，并将这种抵抗力遗传给后代。

该研究小组写道：“我们认为，通过人类中的HIV内生化过程，可以实现HIV治愈。”

但是Ball说，内生化过程只能通过将发生改变的病毒传给后代（通过精子或卵子细胞），才能发生。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在任何配子中存在病毒。”他指的是生殖细胞。

研究小组称，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细胞中HIV DNA的持续存在能够促进病毒感染自愈，保护宿主，因而可能带来治愈的方法和保护。

但是，迄今所用的方法一直是完全相反，即设法消除人类细胞内以及HIV藏匿细胞中的所有HIV踪迹。该研究作者称：“我们认为，艾滋病病毒DNA的持续存在不是一个障碍，而且相反的，可能是HIV感染自愈的一个先决条件。”

研究小组称，他们不认为这两名患者是唯一的，这种现象也不是一个新现象。他们建议进行“人类DNA的大规模测序”，来寻求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非洲人，他们暴露于HIV的时间最长。

澳大利亚Doherty感染与免疫研究所主任Sharon Lewin称，该研究所提议的策略转变，具有一定的价值。但Lewin警告说：“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诀窍将是，查明哪个蛋白质是‘削弱’病毒的关键。”

Terrence Higgins Trust AIDS慈善团体主任Daisy Ellis称：“在这类研究和最终的治愈方法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目前，使用避孕套和定期检测，是我们对抗病毒的最好工具。”

（生物通：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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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通推荐原文摘要：
HIV infection en route to endogenization: two cases
Abstract: The long-term spontaneous evolu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s not well characterized; many species, including humans, exhibit remnants of other retroviruses in their genomes that question such possible endogenization of HIV. We investigated two HIV-infected patients with no HIV-related disease and no detection with routine tests of plasma HIV RNA or cell-associated HIV DNA. We used Sanger and deep sequencing to retrieve HIV DNA sequences integrated in the human genome and tested the host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We noticed that viruses from both patients were inactivated by the high preval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yptophan codons into stop codons (25% overall (3-100% per gene) and 24% overall (0-50% per gene)). In contrast, the humoral and/or cellular responses were strong for one patient and moderate for the other, indicating that a productive infection occurred at one stage of the infection. We speculate that the stimulation of APOBEC, the enzyme group that exchanges G for A in viral nucleic acids and is usually inhibited by the HIV protein Vif, has been amplified and made effective 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infection.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at HIV cure may occur through HIV endogenization in humans, as observed for many other retroviruses in mammals, rather than clearance of all traces of HIV from human cells which defines viral erad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