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院士有关生命伦理学重要演讲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至今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但其对科学和社会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克隆人之争”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今年第八次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这个大会首次在我国举行。很多专家对这次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命伦理学的更大发展寄予厚望。 8月7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就生命伦理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是《科学日报》内容摘要：

一个内在自生的问题

    生命科学是当今发展最为迅速的科学分支之一。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时地面对诸多伦理问题，甚至是与传统伦理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在生命科学研究和管理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的。

    仅从近10年来看，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突破，以及人类基因组的解码等，都引发了极为敏感的伦理之争。比如，人的个体克隆问题，人的极早期胚胎（囊胚）的道德地位问题，基因隐私和基因歧视问题等，都是生命科学发展自身所提出来的。这使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上世纪70年代“试管婴儿”诞生和基因重组技术获得成功时的情景。当试管婴儿呱呱坠地，人们几乎不由自主地提出了“谁是父亲？谁是母亲？”这样有些荒诞的问题。基因重组的成功必定会产生重组技术的安全问题，如诺贝尔奖得主伯格（P. Berg）教授所睿智地洞察到的：会不会重组出威胁人类生存的“超级生命”？

    长期以来，人们信奉“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认为科学属于事实判断的领域，伦理则属于价值判断的领域，二者互不相关，或者关系甚微。然而当今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却一再昭示我们，事实与价值是密切相关的，生命伦理是内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强加或者虚构的。

    一个兼具世界性、时代性、民族性的问题

    如果认同生命伦理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求的话，那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的看法：生命伦理问题是世界性、时代性的，或者说具有明显的世界性、时代性特点。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看法呢？从学理上看，它启迪我们进一步探索科学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关注生命科学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努力使生命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固然，我们要改变那种科学与伦理互不相关的传统观念，但也不应把它们对立起来。按照我们的理解，生命伦理并不是要阻碍或束缚科学的发展，而是要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保护和促进科学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加以必要的规范，使其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科学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从实践上看，它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生命伦理的国际交流，努力达成若干基本的共识和规范。既然生命伦理是世界性而非地域性的，我们就应该也能够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的生命科学和生命伦理工作者在国际交流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理念和知识，可谓受益匪浅。我们将继续加强和扩大生命伦理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等有关生命伦理的宣言和规范。

    另一方面，有关克隆伦理的艰难曲折的讨论，又使我们不能不深切感受到生命伦理的另一些特点。自从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问世的消息以来，各国政府、各种国际组织一再明确表示反对人的生殖性克隆。2001年，德国和法国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就人的克隆问题制订国际公约。尽管各国政府都反对生殖性克隆，但还是达不成一致协议，以致2005年的第59届联合国大会仅通过并无约束力的政治宣言，一般性地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的克隆”。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治疗性克隆”或“研究性克隆”，或者说，如何对待人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更深层的分歧是对人类极早期胚胎道德地位的不同认识。此外，关于知情同意、遗传资源保护以及“安乐死”、转基因食品和有关卫生改革等生命伦理问题的讨论，都使我们越来越强烈地体悟到：生命伦理又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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